在網絡犯罪中，通過網絡教唆他人實行犯罪的，主要有如下幾種形式：其一，言語教唆。應當說，言語教唆是教唆犯最主要的表現形式，網絡犯罪之教唆犯亦然。在網絡犯罪中，言語教唆主要通過電子郵件、BBS、聊天工具等進行。這是教唆的固有含義。值得注意的是，通過網絡進行言語教唆者，其言語在特定情形下可以表現為一定的聲音符號，如利用網絡的音頻傳送功能進行教唆。但是，在更多的情形中，其表現多是通過可識別的計算機文本語言，如利用電子郵件進行教唆。無論是采取何種方式，只要其信息傳遞的效果，足以使他人產生犯罪之決意，便可認定為網絡教唆。其二，工具教唆。教唆行為必須是教唆特定的犯罪，即必須使被教唆者產生特定犯罪的決意。在沒有言語教唆之情形下，通過相關行為、提供特定犯罪之犯罪工具者，亦有成立教唆之可能。例如，通過計算機網絡，直接向他人發送一種侵犯特定系統的黑客軟件。在傳統教唆中，事實上也存在工具教唆的可能，例如，行為人將自己竊取的倉庫鑰匙交給另一無盜竊決意之行為人，雖沒有言語上的表示，但其教唆意圖昭然。因此，關鍵是認定該教唆者之實際行為是否足以使被教唆者產生犯罪決意。

教唆因果關系之認定。 在傳統刑法理論中，教唆者須對自己教唆行為的性質及危害后果有明確的認識，即行為人應預見到自己的教唆行為將引起被教唆人產生某種犯罪的故意并實施該種犯罪。但是，在網絡犯罪中，由于網絡連接的廣泛性以及技術的復雜性，有時行為人對特定行為所導致的危害后果并不明知。在許多情形下，行為人具有損害擾亂網絡正常秩序之教唆故意，無論被教唆者具體實施何種危害行為，均不違背其本意。亦即在網絡犯罪之情形下，由于網絡之復雜性，行為人在諸多情形下并不明了其教唆行為之危害性。例如，教唆者向被教唆者推薦一種黑客軟件，但其并不明知該軟件之危害性，因而，雖然行為人對該軟件所可能造成危害網絡安全的結果是明知的，卻未必知道其具體危害。因此，何種危害后果屬于與其教唆行為具有因果關系之后果，認定較為困難。雖然可以將教唆者此種情形下之教唆故意認定為概括之故意，以實際發生危害之后果認定其教唆因果關系之存在。但單純考慮實際發生之危害后果，則顯然有悖于刑罰之公正性，有客觀歸罪之嫌。因此，筆者主張，解決網絡教唆犯刑事責任問題的根本途徑在于將網絡教唆行為單獨定罪處罰。網絡教唆對象之認定。 其一，關于教唆對象身份的認定。根據我國刑法學通行理論，教唆的對象首先必須是達到了刑事責任年齡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人。教唆不滿14周歲的人犯罪或者教唆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犯刑法典第17條第2款所規定的犯罪之外的犯罪，以及教唆不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人犯罪的，屬于間接正犯，不能成立教唆犯。在網絡中，在教唆者對被教唆者身份不明知的情形下，教唆未成年人實施侵害行為的，應以事實認識錯誤論，(注：關于這點，在刑法理論上眾說紛紜，主要的觀點有教唆犯說、間接正犯說與過失說。(參見陳*良著：《共同犯罪論》，中國**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377頁)筆者認為教唆犯說更為適宜。)對教唆者而言，不成立間接正犯，而屬于教唆犯。需要明確的是，明知并不等于確知。在現在上網人數中青少年占相當大比例的情形下，教唆者對被教唆者身份，往往是一種放任的心理態度。但在行為人明知對方是無刑事責任能力人或者是限制刑事責任能力人的場合，行為人構成間接正犯。 其二，關于教唆對象范圍的認定。在刑法學上，教唆行為的對象，必須是特定的。如果教唆的對象不特定，則為“煽動”，不屬于教唆。在普通犯罪中，由于行為人之間的可知性，關于如何確定“特定”之范圍并無困難。但在網絡犯罪中，對象的不可知，造成了認定上的困難。一般來說，于因特網上利用信息交流工具，如電子布告欄系統(BBS)，進行“煽動”犯罪的情形，以及提供針對特定系統之破壞軟件供人下載使用的行為，因教唆對象之不特定，而不屬于教唆犯。但是，在特定之情形下，如何認定對象之特定不無困難。如利用聊天工具，在一個聊天室中進行犯罪的教唆行為。在這里，網絡聊天室構成了一個虛擬的具有特定范圍的空間(房間)，在這個特定空間中聊天的人總是特定的。進一步講，即使是教唆者針對網絡中的具體對象進行教唆行為，由于對被教唆人身份的不確知，有時甚至是毫無了解的情況下進行教唆，能否認定為教唆犯呢?筆者認為，教唆對象必須是特定的，教唆行為既可以是一次性對一人實施教唆行為，也可以是一次性對數人實施教唆。這一點，在利用電子郵件進行教唆時并無疑問。但是，在利用BBS等開放式交流手段的情形下，其教唆言語可能被其他人所觸及。因此，在認定時須嚴格限定教唆者具體教唆行為所針對的對象，其他非教唆者所明確教唆針對之對象者，不屬于教唆對象之特定范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