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許多輕微和對社會人民沒有構成危害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能夠主動地意識到自己犯罪危害，主動的承認自己的錯誤。這對以后其改造也有好處。那小編就我國法律關于認罪認罰書的寫法體現了什么樣的法律制度問題為大家作詳細的解答，看看我國在法律的進程中有著哪些改變。其他國家又有哪些相關的表現。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刑事司法改革提出的要求之一是，“完善刑事訴訟中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為貫徹這一要求，2014年6月，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通過了《關于授權在部分地區開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試點工作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為這一重要的司法改革提供合法性依據。由于刑事案件速裁程序中既省略了普通程序中最重要的法庭調查與法庭辯論階段，又給予了被告人幅度明顯的從寬處罰，使得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正當性成為值得關注的問題。2016年1月的中央政法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將會同政法各單位，在借鑒訴辯交易等制度合理元素基礎上，抓緊研究提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方案，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后，選擇有條件的地方開展試點。但是，畢竟美國的辯訴交易制度本身也是一直被爭議的制度，當下人們對于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正當性的疑慮亦不無道理，因而對這一問題仍有討論的必要。鑒此，本文將在研究認罪認罰案件訴訟程序改革決策出臺的背景下，分析認罪認罰案件速裁程序的正當性，探討速裁程序正當性的保障機制問題，探索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路徑。

認罪認罰案件訴訟程序改革的必要性

因犯罪不斷增加，司法資源有限，許多國家和地區的刑事司法機關都在經歷著巨量刑事案件的壓力。通過程序分流與程序改革應對刑事案件持續增長，緩解處理刑事案件的壓力，如美國的辯訴交易、德國的處罰令程序、我國臺灣地區的認罪協商程序等。

美國早在19世紀初就開始了辯訴交易的實踐。美國在面臨高犯罪率、刑事積案加劇的現實以及審判程序繁瑣且耗費巨大的壓力之下，為了提高訴訟效率，解決司法投入有限性的矛盾，探索出了一項不同于法庭普通審判程序的訴訟制度，這一制度被概括為辯訴交易或者訴辯交易。1989年，美國聯邦法院有86%的刑事案件都未經普通程序審判，而是經由辯訴交易程序判處，91%的州刑事案件亦經由辯訴交易判處。辯訴交易對于緩解法院負荷之重要性，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Burger說，如果辯訴交易的案件減少10%，則法院需增兩倍的人力及設備才足以應付。目前，辯訴交易已經從英美法系向大陸法系傳播，德國、意大利也都結合本國實際構建了具有辯訴交易特征，又有自身特點的訴訟程序。

德國的處罰令程序是一種對輕微案件適用的書面審理程序，法官根據檢察官的書面申請進行案件審查，并據此對被告人處以罰金等輕微刑罰而不進行正式的直接、言詞式審理。類似的做法在德國、意大利稱為“處罰令程序”，在日本稱為“簡易命令程序”，但內容基本一致，各國法律都將這種簡易程序限定適用于輕微刑事案件。

我國提出認罪認罰從寬案件速裁程序的改革決策，具有與域外類似的背景和原因。當前，中國社會正處于轉型變革時期，傳統的社會控制方式相對失效，犯罪率正處于持續上升的狀態。刑事案件特別是輕微刑事案件的持續高發，使得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突出。隨著醉駕、扒竊等入刑，入罪門檻降低，輕微刑事案件數量大幅增加。此外，勞動教養制度廢止之后，其中一部分原屬于勞動教養的案件作為刑事案件處理，又使輕微犯罪案件的數量進一步增加。如對于多次搶奪，但每一次搶奪數額都達不到定罪標準的，以前可以違反治安管理屢教不改予以勞動教養。在勞動教養廢止后，《刑法修正案(九)》將多次搶奪的行為規定為犯罪，亦將進一步增加輕微刑事案件的問題。2013年，也就是速裁程序試點的前一年，全國法院生效判決刑事案件約105萬件，其中，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單處罰金的案件合計約57.7萬件，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單處罰金的案件約占刑事案件總量的38%。一方面，在法院、檢察院、公安機關辦案力量有限增加的情況下，大量的輕微刑事案件對刑事司法機關構成巨大壓力;另一方面，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改后，刑事訴訟程序更加嚴格規范，訴訟程序正當性要求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公正與效率的矛盾，案多人少的矛盾更加突出。當下中國刑事司法面臨的任務和困難，迫使我們為緩解司法資源緊張的矛盾，平衡公正與效率的價值沖突，實現司法資源優化配置，尋求改革突破點。同時，域外辯訴交易制度的合理元素與成功實踐也給我們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啟示。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要求完善認罪認罰案件從寬制度并進行相應的改革，全國人大常委會果斷決策進行司法領域的“試驗性立法”，授權部分地區進行輕微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試點。按照部署，2016年將在輕微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試點工作的基礎上，進一步開展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工作。輕微刑事案件改革試點決策的出臺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刑事速裁程序的正當性。

我們可以看出我國是在處理輕微刑事案件中才試用其相關規定，也是社會的司法案件增多，我國法制住行的壓力下。體現了我國的法治的人性化和合理化，也產考了國外的相同經驗才順勢而生的一種處理案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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