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普遍的司法系統中，立案、審理、作出判決、執行。所有的步驟都是重要的，如果有一環節沒有做好，那么，最后的結果可能會大不相同。在這幾個環節中隱藏一個標準，那就是量刑標準，量刑標準是確定一個人的行為最后會受到什么程度的懲罰。我國刑法中建立了一套系統的量刑標準。但是，這一套系統的量刑標準也是有漏洞和值得批判的內容的，下面，小編給大家整理了量刑指導標準的問題和建議。

一、我國刑法關于量刑標準的傳統主張

我國刑法學界流行的觀點是量刑時應當同時考慮社會危害性和人身危險性這雙重標準。筆者看來，這種觀點是否有的放矢和符合責任主義的精神，是大可商榷的。筆者認為，把社會危害性作為量刑時應加以考慮的首要因素并不妥當的理由在于：

1、現代意義上的“社會危害”界定為那些產生社會機能障礙的現象，或者說那些阻礙現代社會制度有效運轉的現象。所以，社會危害性概念的提出是有一定針對性和局限性的，用它來指導量刑行為十分牽強。

2、社會危害性并不具有基本的規范質量，更不具有規范性，它只是對于犯罪的政治的或者社會道義的否定評價，并不具有實體的刑法意義。以社會危害性作為量刑的基準實際上是找到了一個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任意處罰或從重、加重處罰某個行為的超越法律規范的根據，因為“社會危害性”既可以決定犯罪本質，也可以由此進一步決定刑之有無和刑之大小。

3、社會危害性不可能進行任何量的限定，該概念完全不是針對量刑這種司法活動而設置的。在司法實務中，行為在量上是有很大差異的，如對放火預備和放火中止，故意殺人未遂和既遂在量刑上應當有所區別，而在中國刑法學中，對上述行為量刑的標準均是它們的“社會危害性”。運用所謂“辯證”的但缺乏量的限定的社會危害性理論，我們最終在司法實踐中無所適從。關于人身危險性對量刑的影響，我國學者一般認為，這主要是出于預防的需要。但是，這種功利追求在量刑中的地位和意義如何，我們一直缺乏仔細的辨析，只是簡單地認為在量刑時應同時考慮社會危害性和人身危險性。但我們對如何“同時考慮”都語焉不詳。筆者認為應當由“責任”和“預防需求的必要”這兩個要件來共同決定刑罰的發動。量刑的標準是同時考慮行為人的罪責及由法律引出的刑事制裁的預防必要性。要使處罰有意義必須考慮可能性意義上的責任，所以，責任在適用處罰時第一性地發生作用，但是除此之外，還應考慮根據刑事政策的需要，從一般預防或特別預防的立場出發判斷刑之適用，所以，預防目的第二性地對量刑發生著影響。

二、對中國刑法學中量刑標準理論的改造

針對我國學者所提出的社會危害性理論，應該指出，如果要徹底地貫徹責任主義，那么在量刑問題上就應當以可譴責性這種歸責意義上的責任作為影響量刑的標準，刑罰應當與應受譴責性這種歸責意義上的刑事責任相適應。換言之，刑罰量刑的首要標準不是行為的社會危害性，而是應受譴責性意義的刑事責任。由此可以得出一些有意義的結論：影響社會危害性程度的因素只有與責任相關時，才能對量刑起決定作用。在具體的犯罪中，有一些因素可能影響到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程度，但是，如果這些因素的存在并不能證明行為人應該受更重的譴責，那么它們就不應當成為量刑因素而發生作用。

例如：我國學者認為，危害結果是由危害行為引起的具有刑法意義的對社會的損害。當危害結果是犯罪構成要件結果時，它對犯罪的社會危害性起決定性作用；當危害性結果不是犯罪構成要件結果時，它對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程度大小起影響作用。所以，危害后果對社會危害性大小有著直接的影響。但是，就量刑階段來說，即使犯罪的危害后果程度嚴重，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的大小與應判處的刑罰的輕重之間也并沒有絕對的正比例關系，在行為人的應受譴責性較小或不存在可歸責性的情況下，不應當對其判重刑或根本不應判刑。所以，量刑時應當考慮的并不是由諸多因素所決定的社會危害性大小，而是在行為所造成的社會危害性上存在的行為人可譴責性意義上的責任。所以，危害后果相同、社會危害性也大致相同的犯罪在量刑上大相徑庭的事例，并不鮮見。蓄謀已久的殺人、激于義憤的殺人和為保全自己生命的殺人，雖然都發生了致人死亡的后果，其“客觀的社會危害性”也大致相同，但是在這三種情況下，行為人的可譴責性遞減，對第一種情況下的犯罪人判重刑、對第二種情況下的犯罪人判輕刑、對第三種情況下的行為人免刑都是基于行為人責任的大小或有關作出的結論，而不是出于對社會危害性的簡單考察。所以將社會危害性大小作為量刑的標準是一種似是而非、混淆視聽的說法，應當得到糾正。由此引申開來，諸如“犯罪時的社會形勢”、“被害人的個人情況”等影響社會危害性大小的因素都不能直接成為量刑的因素。

如甲在其長期生活且社會秩序平穩的鄉村實施了搶劫行為；乙在某市治安形勢混亂的城鄉結合部實施類似行為，如果一定要對乙處以比甲更重的刑罰，是沒有太多依據的。如果乙是剛進城務工的人員，迫于生計，在對城市環境、秩序生活一無所知的情形下實施搶劫的，就不應承擔重于甲的刑罰；若乙是長期生活在城鄉結合部的人員，對當地的治安狀況爛熟于心，試圖渾水摸魚攫取財物，就應對其處以重刑。所以，決定刑罰輕重的不應該是客觀的社會治安狀況的好壞，而應該是行為人主觀上對社會治安狀況的感受和認識。至于被害人個人情況對量刑的影響程度及其理由，當與前述情形大致相同，即不能簡單地論說被害人的身份或其為決定社會危害性大小從而影響量刑。真正對量刑有所影響的是犯罪人對被害人的身份或行為有所認識，這種認識及其后所實施的危害行為使其應當受到更為嚴重的譴責。所以，決定刑罰量的是責任而絕不是其他，影響社會危害性的各種因素只有在可以轉化為影響責任的因素時，它們對量刑才是有意義的。在量刑階段，簡單化地討論社會危害性、社會形勢與被害人情況等，要么是無的放矢，要么是不得要領。

問題的關鍵是確定統一的量刑標準即應受譴責性意義上的責任大小，而不是社會危害性、人身危險性等較為空泛的概念上兜圈子。量刑時應當重點考慮責任大小而不是社會危害性大小的另一個理由是，有一些因素雖然對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并無直接影響，但與行為人應受譴責性的大小直接相關，基于責任主義的立場，對此應當在量刑時加以考慮，“行為人的個人情況”即屬此類因素。如由于責任能力的程度不同導致譴責能力的可能性程度有差異，所以對因精神障礙使其辨別行為是非的能力或由于辨別控制自己行動的能力嚴重減退的限制性行為能力人應當減輕刑罰。以上分析充分說明了根據責任主義的要求，在對與被告人的個人特征有關的情況下進行具體分析的基礎上決定刑罰量的重要性。

量刑簡單地看是法官在確定被告之犯罪事實后，在法定刑范圍內決定某項具體宣告刑的過程。但是，由于量刑具有將法定的罪刑關系變成實在的罪刑關系的動態特征，因此，量刑過程是極其復雜的法律運用機制，它包含著對該特定刑罰的選擇決定過程的“刑罰適用”的整個過程。這個復雜過程的內容包括：（1）根據刑事立法上確定或刑法理論所揭示的各種刑罰目的間的相互關系，劃定量刑時所應綜合考慮的各種因素；（2）評價各種量刑情節加重或減輕刑罰方面的意義；（3）綜合考慮各種量刑情節在刑罰量分配方面的重要程度；（4）根據前述結論，決定一定數量的具體刑罰。但是，我國刑法學者從根本上并沒有將量刑視為一個復雜機制，而把社會危害性和人身危險性硬性糅合在一起作為量刑標準，這自然可以帶來理論上的簡化和表達的便利，但是，刑法學的研究的深入發展就大打折扣，更為重要的是，理論上的似是而非給刑事司法帶來的是認識上的偏差和操作上的經驗化，這對量刑客觀化、合理化的實現都不能不說是一種阻礙。（來源：中國論文聯盟）

以上就是小編整理的量刑指導標準的問題和建議。由以上的論述就可以知道，雖然我國現在有了整套的量刑指導標準，但是，這套的量刑指導標準在運行的過程中有時也會遇到問題，有時候一個人的行為造成的后果嚴重，但是量刑較少，相反有些人行為造成的后果相對不那么嚴重，但是量刑卻很重。我國應及時對量刑指導標準進行改革，從而維護法律的權威性和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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