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是一個全面禁止毒品的國家，在我國是不允許有毒品犯罪的，在我國如果抓住販賣毒品或者走私毒品是要受到重刑的，那么在我國走私毒品罪辯護詞是怎樣寫的呢？請閱讀下面的文章進行詳細的了解。

某某檢察院：

我們受香港犯罪嫌疑人高某某的委托和山東中亞順正律師事務所的指派，擔任涉嫌走私毒品罪的犯罪嫌疑人高某某的辯護人。接受委托后，我們聽取了高某某對案情的陳述，認真審閱了某某**局移送貴處的某公禁毒訴字(2008)1號《起訴意見書》(以下簡稱《起訴意見書》)及相關案卷材料，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九條及《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二百五十一、二百五十二條“人民檢察院審查案件，應當訊問犯罪嫌疑人，聽取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人的意見”的規定，現就本案提出如下律師意見，供貴處在審查起訴時參考。

一、**機關指控高某涉嫌走私毒品證據不足

(一)走私毒品罪應當以行為人明知或有充分證據證明行為人明知是毒品為前提。

所謂走私毒品罪，是指明知是毒品而非法將其運輸、攜帶、郵寄進出國(邊)境的行為。該罪在主觀方面的構成要件是：“明知性”，即行為人明知其運輸、攜帶、郵寄進出國(邊)境的是毒品而依然予以運輸、攜帶、郵寄進出國(邊)境的行為，如果行為人對自己所運輸、攜帶、郵寄進出國(邊)境的是毒品在主觀上不明知，或者是沒有證據能夠證明被告人應當明知，則毫無疑問絕不構成此罪。

(二)關于指控高某某走私毒品的證據

《起訴意見書》認定：“1月19日犯罪嫌疑人劉某某、于某某駕駛魯YV8131尼桑俊逸旅行車，在犯罪嫌疑人高某某、梁某某的帶領下從廣東省深圳市趕到了福建省福州市與黃某某、陳某會和，1月23日犯罪嫌疑人黃某某、陳某駕駛粵BVL720別克商務車拉十箱毒品，在高某、梁某、劉某、于某駕駛BHV336豐田皇冠轎車及魯YV8131旅行車的護送，到達河北省石家莊市，后將毒品轉交給劉某、于某，二人將毒品藏匿于石家莊市凱嘉大廈所租房內。”**機關認定上述事實的證據主要有：**部關于澳大利亞方面的有關情況、證人證言、現場勘驗筆錄、刑事科學技術檢驗報告以及涉案贓物和犯罪嫌疑人高某供述。

(三)**機關沒有充分證據證明高某行為時“明知”其護送的車輛上裝載的是毒品。

1、**機關指控的證據，只能證明犯罪嫌疑人高某參與了這個事件，實施了開車將運載有可卡因的車輛從福州“護送”至河北的行為。該行為本身是否構成犯罪，關鍵性因素取決于，高某在行為時是否明知，其“護送”的車輛上是否裝載有毒品。

2、從《起訴意見書》中認定的事實經過，高某供述參與過程及其他同案嫌疑人陳述的高某參與整個事件實施的行為，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從在整個事件發生、發展的過程中，高某并沒有直接接觸過其護送的車輛上裝載的毒品。**機關也沒有任何直接證據證明高某直接接觸和看到了車上裝載的毒品。

3、本案中，已抓獲同案犯罪嫌疑人與高某直接接觸的有劉某、于某、洪某、黃某，在他們的供述中并沒有任何一個人明確的指出犯罪嫌疑人高某在整個事件的某個環節中接觸了此次運輸的毒品或是明確地斷言高某知道運輸的是毒品。

洪某訊問筆錄：(案卷材料第三卷第31頁)問?托尼在你們走私毒品過程中，處于一個什么樣的角色?答：我和龍哥在香港、深圳見面談毒品的事情時，托尼經常在場，另外還有幾個龍哥的人，他們都知道我們做的是毒品的生意。我和托尼一般情況下是不聯系的，都是通脫龍哥聯系，龍哥再安排他做事情，然后托尼再與劉毅聯系交接毒品的具體細節，但是每次是不是托尼親自出面辦這些事情我就不清楚了。問?托尼是否知道你們在做什么事情：應該知道我們在走私毒品，因為他所做的事情都是龍哥讓他去做的，跟我們也參與了很多毒品的事情，包括我和龍哥談毒品的時候他也在場，有些情況他都知道。從該段訊問筆錄中，我們可以看出，犯罪嫌疑人洪某在整個事件發展中，并沒有和高某直接聯系，因此其沒有告訴過高某正在進行的是怎樣的一件事情，其得出高某應當知道是毒品，只是一種主觀的推測，并沒有客觀證據證明。因此，他的供述不能作為認定高某知道運送的是毒品的證據。(其他同案嫌疑人證言均同洪某一致。)

4、高某的供述保持一致，其在參與時并不知道其“護送”的車上裝載的是毒品，在參與完畢案發前知道是毒品。由于犯罪嫌疑人高某只有小學文化程度，他對“行為時知道”和“事后知道”的法律后果存在錯誤認識，導致其訊問筆錄中似有與事實矛盾之處。

在辯護人會見犯罪嫌疑人過程中，其陳述案情都是一致的：他在參與時并不知道自己開車導航“護送”的車上裝載是毒品。在高某的幾次訊問筆錄中，辯護人也發現，偵查機關訊問事發當時情況時，高某均很明確地回答當時不知道是毒品。但是當偵查人員直接發問“你們走私的什么毒品?”“多少公斤”高某回答“可卡因”“251公斤”，(類似的對答在筆錄中還有多處)似乎高某知道是毒品。對于這種矛盾，辯護人很是疑惑，據此對筆錄中的一些問題進行核對。高某向辯護人陳述了當時**機關訊問的過程，在此，我們重復一遍當時情景，以說明問題之所在。**問：“你們走私的什么毒品?”高某答：“我當時不知道是毒品?”**問“當時不知道，你現在還不知道嗎?”高某答：“現在知道了。”“可卡因”

根據這段訊問的過程，我們可以看到，犯罪嫌疑人高m認偶識上的錯誤。在他看來，現在知道、案發后知道是毒品和行為當時知道是毒品，在他的觀念中法律后果是一樣的。為了更進一步確定他認識的錯誤，辯護人問他：“你感覺你做這件事的時候知道是毒品與你做完后知道是毒品是不是一樣的?”答：“我認為差不多，都是參與了這件事。”正是由于犯罪嫌疑人高某對“行為時知道”與“事后知道”的法律后果沒有正確的認識，基于這種錯誤的認識，犯罪嫌疑人高某對筆錄的內容沒有提出異議。

我們可以很清楚看出類似這樣的訊問，高某均是以其案發后知道其參與的事件是走私毒品后的立場予以回答的。根據刑法相關理論，“明知”系指行為人在行為當時知道，行為時知道與事后知道直接關系罪與非罪的問題。據此，我們不能依據犯罪嫌疑人高某錯誤的認識所做的供述而認定其行為時候知道是毒品，而應當根據客觀證據認定他是否“明知”的問題。

從上述對證據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機關沒有充分證據證明犯罪嫌疑人主觀上明知其“護送”的車上裝載的是毒品。

二、**機關依據《辦理毒品犯罪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認定其“應當知道”，應當以排除一切合理懷疑為前提，但本案證據不能排除高某受龍哥等人蒙蔽參與走私毒品的合理懷疑。

(一)根據《意見》的相關規定，有8種情形可以認定行為人“應當”知道，但是這種認定是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做出合理解釋，“排除一切合理懷疑”為前提的。因為認定“明知”不是以確鑿證據證明的，而是根據基礎事實與待證事實的常態聯系，運用情理判斷和邏輯推理得出的，有可能出現例外情況。如果行為人能做出合理解釋，有證據證明確實受蒙騙，其辯解有事實依據或合乎情理，就不能認定其“明知”。

(二)本案證據不能夠合理排高某被龍哥等人蒙蔽、利用當作了“護送”毒品的工具，而自己絲毫不知情的可能性。不能依據《意見》認定高某“應當”知道。

1、從高某的供述中，其參與本案的主要原因是其車上由導航儀，在龍哥(黃開華)向其借用車輛時，高某提出將車借給龍哥等人。龍哥說開車的人手也不夠，高某有內地的駕照并且路也熟悉，讓他幫一下忙。出于多年的朋友關系，高某同意幫這個忙。高某在此問過龍哥去干什么，但是龍哥讓他只管開車，一切事情聽阿標的就行。在前往北京后，高某再一次向龍哥提出是什么事，龍哥說讓你知道的會告訴你的，當時龍哥有些生氣，高某就沒有再追問。龍哥是這個集團的老大，他完全有理由告知阿標、陳某等手下的人不要告知高某去“護送”是毒品。從查明的事實中我們也可以看出，整個行為過程，高某都沒有接觸到毒品。

2、同案嫌疑人稱，陳某、阿標等人看起來都聽高某的，這種表象不能說明高某知道車上裝載的是毒品。同樣，我們不能排除，由于高某文化層次低，在某種程度上龍哥等人正是利用他與劉某等人接頭，保護龍哥等利益集團。

結合本案事實，高某只有小學文化程度，與龍哥是多年的朋友，并且自己困難的時候龍哥還多次慷慨解囊，在某種意義上形成了對龍哥等人的信任與敬畏。因此，其不知道車上的獲品是毒品是完全由可能的。本案的關鍵性證人龍哥、阿標、陳某等人在逃，無法查清案件事實情況，但是現有證據也無法排除這種合理性的解釋。因此本案完全存在高某受龍哥等人蒙蔽參與走私毒品的可能性。

(三、本案程序上的問題

在會見高某的過程中，高某多次向我們反映，在偵查階段，預審人員訊問時訊問方式及筆錄形成方式存在問題。

1、訊問方式上存在問題

高某陳述稱：在第一至三次的筆錄中，預審人員在訊問時，都訊問高某“車上裝的什么東西”“你們運的什么東西”，高某均稱不知道。從第四次訊問筆錄開始，偵查人員改變了訊問方式“和誰一起走私毒品?”“你們走私什么毒品?”這種訊問方式，高某提出過質疑，說“我當時不知道是毒品”偵查人員問“你現在不知道是毒品嗎?”，高某答“我現在知道是毒品了”。這種訊問方式使高某產生錯誤認識，導致其在筆錄中多處以事后知道的立場回答了訊問。根據刑事訴訟相關法律規定，偵查人員訊問應當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并且筆錄中應當記錄高某的質疑，才能真正查明案件事實。

2、筆錄形成中的問題

據高某反映，最后一次筆錄(2008年06月10日14時25分至2008年06月10日20時59分)地點：煙臺市看守所，系6月11日中午才給高某簽的字。)

以上內容就是由律霸的小編為您帶來的關于走私毒品罪的辯護詞，希望小編的編輯能夠使您在認識這個問題的時候有所幫助，如果大家對于毒品犯罪有其他的法律問題，歡迎詳情咨詢我們律霸的在線律師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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