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作為過失殺人罪的案例解析

案例介紹：2006年12月24日下午，被告人李某約江某到其家中賣淫。晚6時許，兩人吃完晚飯后到二樓臥室看電視。此時，江某稱身體不太舒服，但兩人仍脫掉外衣開始互相撫摸，后江某稱身體更不舒服，且其臉色開始變黃。其間，李某幫江某揉了太陽穴約二、三分鐘。李某意識到江某可能有生命危險，但怕嫖娼的事情敗露，并未采取送江某上醫院或撥打“120”求助電話等積極措施予以施救。晚9時許，江某已無法開口說話，眼睛翻白，嘴巴微微張開，手腳不能動彈。晚10時30分左右，江某眼睛上翻、嘴巴張開并流出泡沫狀的液體，但身體還有溫度。李某見狀即找來繩子和木梯，將江某轉移到山上丟棄。在移動過程中，江某兩邊肋部被擦傷，頭頂部被碰傷。經法醫鑒定，被害人江某系左心功能不全(陳舊性心肌梗死)，并發室性心律失常死亡。同時，經某醫院檢驗病理科病理診斷，江某頭頂及腋下的傷均系生前傷，但并非主要致死原因，應視為加速死亡的因素。

【分歧】

本案在審理過程中，產生三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被告人李某在明知江某存在生命危險的情況下，應當預見自己的輕率的處置行為可能導致被害人死亡的結果，因為疏忽大意沒有預見，最終導致被害人死亡，其行為已構成過失致人死亡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被告人李某約被害人到其家中賣淫，致被害人病發后處于孤立無援的境地，被告人李某負有救助的義務。其主觀上雖然沒有直接殺害被害人的故意，但在被害人病發后，被告人李某明知自己不救助的行為可能發生被害人死亡的結果，卻因怕嫖娼的事情敗露，在能救助的情況下沒有采取救助措施，而是放任被害人死亡結果的發生，且客觀上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結果，其行為已構成了故意殺人罪。

第三種意見認為，雖然在被害人江某病發后，被告人李某有條件也有能力予以救助，但根據我國刑法理論通說，不作為犯罪的義務來源主要有三種：

1、法律上明文規定的義務;

2、職務或業務上要求履行的義務;

3、基于行為人的法律地位或法律行為所產生的特定義務;

4、由行為人先行行為引起的義務。

因此，李某并無救助江某的義務，其不采取有效救助措施致江某死亡的行為只能用道德來評價，而不能用刑法來評價，故其行為不構成犯罪。

【評析】

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理由如下：

一、被告人李某的行為不構成過失致人死亡罪。

過失致人死亡罪是由于行為人主觀方面出于疏忽大意或過于自信，應當作為而不作為，或不應當作為而作為，行為人的過失行為必須對死亡結果的發生具有原因力，即兩者之間必須具有因果關系。在本案中，被害人江某病發時間長達四個多小時，且其癥狀不斷加重，李某明知江某存在生命危險，但因擔心嫖娼的事情敗露而放任了危害結果的發生，其主觀上并非過失，而是間接故意，故李某的行為不構成過失致人死亡罪。

二、被告人李某的行為構成不作為的故意殺人罪。

不作為故意殺人罪是一種特殊的犯罪，是指行為人以不作為形式實施的侵害他人生命權利的犯罪。除應當具備一般犯罪的四個構成要件外，還須具備以下條件：1、行為人須負有阻止他人死亡的作為義務。行為人負有阻止他人死亡的義務是不作為故意殺人罪的核心要素，如果行為人對他人無任何阻止其死亡的法律義務，也就不具備不作為故意殺人罪的犯罪主體資格。2、行為人須有履行義務的可能性。根據當時的客觀環境，行為人有條件也有能力防止死亡結果的發生，否則，行為人便不負責任，因為法律并不苛求行為人履行其無法履行的義務。3、不作為行為與他人死亡結果之間具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與作為犯罪因果關系不同的是，在不作為犯罪的因果關系中，造成危害結果的原因力往往不是直接出于不作為，而是出于另一個原因，這個原因與不作為結合在一起共同造成了危害結果。因此，不作為犯罪因果關系屬于“多因一果”。

不作為犯罪的前提是行為人有作為的義務，根據傳統的刑法理論，行為人作為義務來源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1、法律的明文規定。這是不作為犯罪中作為義務的主要來源之一，也是罪刑法定原則的必然要求。這種義務來源通常只針對純正不作為犯罪即只能由不作為構成的犯罪，如遺棄罪。而且，這里的法律規定必須嚴格解釋，只能理解為刑法明文規定或者刑法予以認可。雖然有其他法律規定，但未經刑法認可的，不能成為不作為之作為義務。否則，就會擴大打擊面，有違刑法謙抑性的特點。2、行為人職務或業務上的要求。擔任某種職務或者從事某種特定業務的人，由于履行職責的需要必須承擔相應的作為義務。如值班醫生有搶救危重病人的職責，值勤消防隊員有滅火的義務等等。如果行為人不履行這些特定的義務，就可能給法律所保護的其他利益造成嚴重危害后果的，因此，有必要將此種義務納入不作為犯罪的義務來源。3、基于行為人的法律地位或法律行為所產生的特定義務。法律行為是指法律上能夠引起一定的權利和義務的行為，在實踐中主要表現為合同行為。如，基于合同關系受雇照看病人或者兒童，當病人或者兒童的生命、健康發生危險時，受雇者具有排除這種危險的義務。4、基于自己的先行行為所產生的特定作為義務。當行為人由于自已先前實施的行為造成法律所保護的利益處于危險時，行為人便須承擔排除這種危險的特定作為義務。如行為人因交通事故造成他人重傷，其便負有救助傷者的義務。

本案中，李某約江某到其家中賣淫，二人雖然是為追求非法目的，但江某也是出于信任李某才應約至其家中，雙方事實上也是成立了一種合同關系。當然，由于合同內容違法，該合同屬于無效合同，不受法律保護，但不代表合同內容之外的利益均不受法律保護。由于二人行為的私密性，江某病發時，只有李某在場，李某也有條件、有能力為江某提供救助，但李某卻擔心嫖娼之事敗露，明知道江某存在生命危險，卻放任這種結果的發生，其行為與江某死亡結果存在因果關系。而且，從道德義務的角度來講，一般的道德義務不納入法律調整范疇，但重大的道德義務卻有必要由法律來調整，特別是在涉及他人生命安全時由法律來強制義務人履行重大的道德義務是十分必要的。因為，法律與道德都具有追求自由與秩序的同向性，且一些重大的道德義務不履行也有違人類社會的基本倫理和價值目標，特別是生命健康是人最基本、最重要的權利，更需要予以特別保護。因此，根據上述第二項義務來源，李某負有作為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