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賄罪客體歷來是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中一個非常有爭議的問題。筆者通過對國內外各種受賄罪客體理論的分析，指出受賄罪的客體既不是復合客體也不是選擇性客體，應具有單一性。受賄罪的客體是直接客體，而不是一般客體或同類客體。對受賄罪客體的比較合理的定位應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活動的廉潔性”

犯罪客體在犯罪構成中擔當對行為的社會屬性與價值判斷的功能，犯罪構成的其它三個方面的構成要件最后都要落腳到犯罪客體上，由犯罪客體作出最后的價值判斷。 由此可見犯罪客體在犯罪構成中的地位與意義，受賄罪客體是該罪犯罪構成的必備要件之一，直接影響著該罪的正確定罪與量刑。然而理論界對受賄罪客體的具體內涵卻觀點不一，這導致了司法實務中對受賄罪罪與非罪及此罪與彼罪的認定上的混亂。因此非常有必要對受賄罪客體給出一個比較合理的定位。

一、受賄罪客體

(一)國外關于受賄罪客體的理論

我國的犯罪構成理論是在50年代初從前蘇聯引進的，認為犯罪構成系犯罪的客體、犯罪的客觀方面、犯罪的主體、犯罪的主觀方面的統一體。該四要件說，對我國的刑法理論和實務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該說到目前為止仍是我國刑法理論界對于構成要件的通說。在國外，無論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都沒有關于犯罪客體”的概念。在它們的理論中，與之最為類似的就是保護法益”。

對于受賄罪的保護法益是什么，即受賄罪侵犯的是何種法益。在立法形式上一直存在著兩種立場：起源于羅馬法的立場是，受賄罪的保護法益是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根據這一立場，不論公務員所實施的這一行為是否正當合法，一旦他要求、約定或收受與職務有關的報酬，就構成受賄罪。起源于日耳曼法的立場是，受賄罪的保護法益是職務行為的純潔性、公正性、不可侵犯性。根據這一立場，只有當公務員實施違法或不正當的職務，從而要求、約定或者收受不正當報酬時，才構成受賄罪。[2]無論是基于哪一種立場探討受賄罪的保護法益，學者之間也是意見不一。例如在日本，受賄罪的保護法益就存在著以下四種觀點：一是認為受賄行為侵犯的是公務員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二是認為受賄行為侵犯的是公務員職務行為的公正性。三是認為受賄行為同時侵犯了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和公正性。四是認為受賄行為違背了公務員廉潔的義務。很明顯，第一種觀點與起源于羅馬法立場上的受賄罪的保護法益相同;第二種觀點主要是站在起源于日耳曼法的受賄罪的保護法益立場之上;第三種觀點則是把起源于羅馬法和日耳曼法的受賄罪的保護法益的結合;第四種觀點--------僅是第一種觀點的同義反復而已(僅是將第三種觀點中的兩個方面結合成了一個)，兩者在本質上并沒有實質的差別。

(二)國內關于受賄罪客體的理論

相對于國外關于受賄罪的保護法益的學說，我國關于受賄罪客體的理論表述則要復雜的多，主要有單一客體說、復雜客體說和選擇性客體說。

單一客體說。該說認為受賄罪客體僅涉及一個客體，即單一客體。關于單一客體為何種客體，理論界也存在不同的看法。第一種觀點是國家機關正常活動說，認為受賄罪客體是國家機關的正常活動。該觀點是我國刑法理論的傳統觀點。持這一觀點的學者認為，國家賦予工作人員某種職權，是希望國家工作人員能夠利用其職權實現國家的基本職能，而國家工作人員卻將其作為權錢交易謀取私利的資本，嚴重侵犯了國家機關的正常管理活動。第二種觀點是廉潔性說，認為受賄罪客體是職務行為的廉潔性，這里的廉潔性包括國家機關(或集體經濟組織)及其工作人員的廉潔性。持這一觀點的學者認為，它揭示了受賄罪的本質，體現了各種形式的公務受賄犯罪行為的本質，對此國外也有許多學者持相同的主張。還有一種觀點與此類似，認為受賄罪侵犯的客體是國家工作人員公務活動的廉潔性。第四種觀點是不可收買性說，認為受賄罪客體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持此種觀點的學者認為，所謂職務行為的廉潔性過于抽象，它包括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和職務行為的公正性，認為受賄罪客體應僅指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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