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詐騙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通過虛構事實、隱瞞真相、設定陷阱等手段騙取對方財產的行為。

當前，合同詐騙在經濟交往領域呈上升趨勢，其手法多種多樣，司法實踐中對此罪的認定亦分歧頗多。為了對該罪在認識上盡可能一致，有必要就合同詐騙罪中的有關分歧問題進行一些研討。

隱瞞履約能力的詐騙認定

在合同詐騙案件中多數行為人都以作為方式實施犯罪，但少數案件也有不作為的情況。刑法理論上認定該罪的特征主要是：虛構事實和隱瞞真相。就隱瞞真相而言，是指行為人故意隱瞞客觀存在的事實，故意隱瞞另一方應該知悉的內容，其采取的方式有作為的，也有不作為的。不作為的方式，主要表現為不履行合同告知義務，隱瞞合同的履行能力。如甲個人租用了一處樓盤，為開設商場以公司的名義與乙簽訂裝修合同，乙根據合同規定為甲進行了數十萬元的裝修，工程如期完成，但乙卻無法取得報酬，原因是甲原本就沒有資金。本案中甲并未履行告知義務，隱瞞了履行不能的現狀，致使乙蒙受欺詐。筆者以為甲的故意隱瞞行為應該定罪，理由是：甲通過隱瞞事實真相已達到了其預期目的，即不花錢享有裝修成果，并得到了使用和收益，造成乙的財產失控。為此，甲的行為理應承擔合同詐騙罪的法律責任。

具有因果關系的詐騙認定

合同詐騙罪的因果關系常表現出一定的特殊性，即：欺騙手段——錯誤認識——財物控制轉移。其中，錯誤認識處于雙重的因果關系中，既是一種結果事實，又是一種原因事實，成為一個因果關系的中介。一般而言，合同詐騙罪表現為因欺騙手段導致錯誤認識，因錯誤認識導致財產的“自愿”交付。在一些因果關系中，如果被害人錯誤在先，行為人利用被害人的錯誤，通過隱瞞真相的方法取得被害人的財物，這在司法實踐中往往會產生一些爭議。如：甲為達到承攬某一工程項目，故意夸大自己的能力和資質，不惜支付數萬元預付款或保證金與行為人簽訂合同。然而，合同初步履行過程中，甲出現了事實不能。這一不能，是甲本身過錯所造成，應自己予以承擔。如果甲在合同履行中已經發現錯誤，需要糾正，而行為人知道對方錯誤，不但不給予協助糾正，相反，通過自己的行為導致錯誤方錯誤認識延續和程度加深。這種情況的產生，應視為是行為人積極作為方式所至，應認定其涉嫌合同詐騙。

部分履約的詐騙認定

一般而言，行為人為了騙取更大數額的財物，以先履行部分義務作為誘餌或代價，在取得對方充分信任后最終騙取他人財物。當然，對這一事實及性質的最終判定，還是要看行為人的行為趨向。如果行為人在正常的合同履行中，已控制了他人的財物，由于主觀上突然產生變化，不繼續履行合同，欲將他人財物占為己有，并部分實施了規避法律的行為。后因迫于對方的追討或警告，又繼續履行了合同主要義務。這就不能簡單認定為合同詐騙罪，應視行為終結后再作出判定。因為，行為人的財物取得，正處在合同合法履行的過程中，其主觀犯意的變化，從刑法理論上而言，是一種事中故意。這種故意只有在合同履行、行為終結后才能作出判定。如果行為人只履行部分合同義務，事中對后面應該履行的部分，采取無視追討，攜款逃逸、躲避隱匿等行為，這時就可根據行為終結的事實來認定行為人具有詐騙故意。因為行為人先行履行部分，雖說合法，但是在履行合同過程中，行為人已產生了犯意，并實施了相關行為，應該定罪處罰。如果行為人迫于對方的追討，其主觀意志又產生了變化，繼續履行了合同的全部內容，就不能定罪。

“拆東墻補西墻”的詐騙認定

以“拆東墻補西墻”的方式進行詐騙(下稱“拆騙”)是合同詐騙中的一種特殊情形，它表現為行為人在一定的時期內連續多次實施合同詐騙行為，采用拆騙的方式，邊騙邊還。我以為，以合同形式拆騙認定合同詐騙，應注意行為人的主觀故意。因為行為人是通過多次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他人財物歸自己使用。即：騙——還——騙。如：甲以他人歇業的公司名義與乙公司簽訂煤炭購銷合同，乙根據合同規定如數發運煤炭。甲獲取煤炭后即低價出售，所得錢款用于個人揮霍。數月后，甲又采用同樣的方法和手段與丙簽訂煤炭購銷合同，并從丙處所騙貨款部分歸還給乙，繼續滿足個人的揮霍。此后又拆騙多次。這種拆騙行為，筆者以為，應對甲合同詐騙行為的次數、金額全部予以認定，歸還的部分只能作量刑情節考慮。因為，甲每次實施合同詐騙行為已經全部完成，每次詐騙的事實與內容也完全符合合同詐騙罪的全部構成要件。如果對甲詐騙歸還的部分不作犯罪事實認定，那么甲實施詐騙后歸還給乙的部分就被視作合法化。

“借雞生蛋”的詐騙認定

在實踐中通常所言的“借雞生蛋”式的合同詐騙，主要是指單位或個人采用隱瞞事實真相的手段騙取他人與自己簽訂合同，并在取得對方給付的貨款、預付款后挪作他用，長期占用后方予歸還。如：甲乙兩個國企公司互相簽訂了一份食品購銷合同，甲公司根據合同規定，將數百萬的食品發送給乙公司。乙公司即將上述食品出售，資金回籠后便長期占用，致使甲公司步入困境。這類國企之間的“借雞生蛋”，在司法實踐中一般都不作犯罪處罰。其理由是：不存在非法占有。同樣的案例，如無資產的個人公司與國企或外企之間所發生的“借雞生蛋”，有時卻作為合同詐騙犯罪處罰。處罰的依據，主要是從主體上、資金上、履行合同的能力上和回籠資金的走向等方面，進行較為細致的判斷。對同樣性質的問題作出不同處罰的本身，并不是執法者故意舞弊，而是對“非法占有為目的”的理解。筆者以為，其問題的關鍵在于立法的本意上。根據現有的立法規定，如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就不予定罪。這不予定罪，從某種意義上說，就助長了行為人在事中通過非法手段占用他人財產，這并不符合立法的本意。因為，合同中的條款約定，是雙方誠信履行合同的基礎，都應忠實履行。如一方違背了合同中的主要款項，故意拒絕、拖延應支付的錢款，必然會造成另一方的財產受損和失控。當然，要解決這一問題，應從立法的本意上給予明確，即將“非法占有為目的”更改為“非法騙取他人財物為目的”。這樣就可減少司法實踐中的認識分歧。

“一女多嫁”的詐騙認定

合同詐騙罪中的“一女多嫁”形式，大多數表現為行為人利用某一合法或虛假的工程項目或加工訂單，與多個當事人簽訂合同，以獲取數額較大定金和預付款的行為。對采取“一女多嫁”的手段進行合同詐騙，一般從事實與證據著手，司法部門基本能查明其犯罪目的。但是，在個別案件中也難免會出現行為人所持有合法的工程項目和加工訂單，與多個無資質、無能力的當事人簽訂合同的情況。這一情況的出現，有兩個問題值得思考。一是受托人的過錯問題;二是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存在罪過的問題。從第一個問題看，如當事人遇到能產生較大利益的工程項目和加工訂單，故意夸大自己的能力和條件，支付預付款和保證金與行為人簽訂合同，合同在初步履行過程中，因出現事實不能，當事人要糾正自己的過錯，是否可以?筆者以為，只要行為人誠實守法完全可以。從第二個問題看，行為人在短期內與多個當事人簽訂合同，收取大量預付款和保證金，除了正常的經營、交往、經驗不足之外，應著重考慮行為人是否存在利用合同占有他人錢款的故意。因為，從行為人的角度分析，其持有的工程項目、加工訂單如真實可信，其應對另一方的承接、加工的基本條件、資質等要素都進行必要的考查。如果行為人不對上述承接、加工的一方的資質、條件和能力進行評審，一味反復地與他人簽訂合同，從中收取預付款和保證金，又以對方違約為借口拒絕返還預付款和保證金，對于這種情形，就應考慮行為人是在隱瞞真相，利用他人的無知和過錯，蓄意騙取及占有他人的錢款，可視為合同詐騙。

責任轉移的詐騙認定

合同詐騙中的責任轉移，是行為人在合同詐騙后，為逃避法律責任，轉移原非法行為的一種表現形式。其試圖將非法的合同行為，通過轉換形式讓其合法化。如：甲冒用他人公司的名義與乙簽訂了供銷合同，根據合同約定乙發送數千噸鋼材給了甲，甲收取鋼材后即對外銷售并收回資金，但卻支付少部分資金給乙。事后甲成立了自己的公司，繼而用自己公司的名義與乙簽訂了一份補充協議，協議寫明甲的原公司債權債務全部由新成立的公司承擔。這樣，甲冒用他人公司之名與乙簽訂合同騙取錢款的行為，通過補充協議使之合法化，由此達到占有他人財物不被刑事追究的目的。對這種合同詐騙中的責任轉移行為，筆者以為，應明確認定為合同詐騙罪。因為，其行為已完全符合合同詐騙罪的主客觀要件，即虛構事實、隱瞞真相、騙取他人財物數額巨大。至于行為人實施詐騙后，為逃避法律追究，采用責任轉移的方法，其轉移行為的本身也具有欺詐性，應確定為無效。不能因非法的行為披上合法的外衣而改變對其的刑事追究。因為甲對乙的先行行為已實施完畢，已完成了合同詐騙罪構成的全部要件。其轉換形式的合法化，只是一種設計的退贓形式，并不能改變原有的合同詐騙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