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商業賄賂行為的起因商業賄賂已成為社會關注的重要問題之一，這種行為的盛行有其深層的經濟原因，是市場經濟發展中難以避免的現象。現代社會是商業化社會，商業活動繁榮，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快速發展的背景下，商業競爭異常激烈，經營者為了爭奪商業資源，獲取商機或高額利潤，往往不惜一切手段甚至采用賄賂等不正當交易行為。從經濟生活看，目前商業賄賂滋生蔓延，已成為商業交易包括貿易、服務和投資等經濟生活和社會發展的突出問題，嚴重破壞了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侵害了消費者利益，增加了市場交易成本，影響了其他企業的競爭力乃至我國對外的國際形象，甚至演變成滋生腐敗行為和經濟犯罪的溫床。依法采取有力措施，堅決有效地防治商業賄賂行為，對于規范市場秩序，健全社會信用體系，維護公平競爭規則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動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深入開展以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都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筆者贊同反商業賄賂必須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之上，若將其納入刑法規制的范圍，必須受現代刑事政策的制約；同時商業賄賂作為一個社會問題，最終的解決還需要社會力量的全面參與。二、刑事政策視野下商業賄賂行為的入罪研究根據我國刑法理論的通說，判斷某種行為是否構成犯罪，取決于該行為是否具有刑事違法性，即是否能在現行刑法的明文規定下對行為進行規制。如果缺少這一要件，即使社會危害極其嚴重，刑法對其也束手無策。解決刑事違法性問題，即是如何將其入罪的問題，該問題關涉的角度也是方方面面的，本文僅從刑事政策的角度對該問題進行分析探討。（一）現代刑事政策之本義面對社會轉型時期的新型犯罪問題的壓力，預防并控制犯罪成為國家、社會、公眾的共同心聲，理性地對待犯罪，客觀地評價刑法，選擇公正有效且最具經濟效益的刑事政策日益成為和諧社會刑事法治建設的重大課題。隨著犯罪學和刑事政策學研究的深入，人們逐漸認識到現代刑事政策的選擇應建立在對犯罪原因的科學分析和對刑罰的理性認識的基礎上：犯罪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產物，在犯罪存在的社會機理、個體原因消滅之前，犯罪以其客觀必然性和合理性與社會相伴而行，因而犯罪只可能被控制在為社會所能容忍的限度內；刑罰目前雖然是應對犯罪的主要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從而擺脫了古典刑事政策理念中的那種圜宥于刑法或刑罰這樣一個小圈子去思考犯罪的應對之策，把解決犯罪問題的全部希望寄托于唯一的刑事懲罰的弊端。現代刑事政策不再把刑罰視為最為有效的或唯一的犯罪防治之策，而是要求跳出刑法或刑罰之外，另尋一種比單一的刑罰報應或刑罰威懾更為有效的科學的預防犯罪之策。著眼于預防、強調科學、不惟刑罰是現代科學的刑事政策的基本特點。[1]從這個意義上講，懲治犯罪一方面所憑借的是國家制定的關于社會公共事務的方針、政策、法律法規及作為國家機器的司法監管等，具有國家強制力和最后保障性的刑法無疑是其中的一項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面則依靠除國家強制力外的其他一切能制約犯罪產生與防控的社會力量來實現，如發揮經濟政策、科學文化政策等公共政策中可防控犯罪的因素的力量。兩者相互結合并力求影響力的相對平衡才能呈現出防控犯罪的多元化趨勢。據此，筆者認為，經濟犯罪是一種社會現象、社會問題，其隱蔽性的特征表明嚴刑峻罰并不是打擊和預防經濟犯罪的最好和最有效的手段，故不能只寄希望于刑罰來減少和消除犯罪。刑罰的效果不在于其嚴厲性而在于其及時性和不可避免性。因而在對待商業賄賂問題上，應采取“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簡言之，一方面，傾向于“規制緩和”，在一定條件下赦免“原罪”，強調懲治違法犯罪要注意違法的具體原因與情況，采取適當寬緩的刑事政策[2]；另一方面，當商業賄賂行為的社會危害性達到了必須受到刑事制裁的嚴重程度時，才能對其進行嚴厲的刑事制裁，故刑罰主要打擊嚴重違法犯罪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