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鑒于跨國公司在華商業賄賂頑疾久治不愈，商業賄賂在一些領域和行業滋生繁衍并有愈演愈烈之勢，嚴重危害我國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本文在對跨國公司商業賄賂特征及我國刑法的相關規定進行分析的基礎上，對完善跨國公司商業賄賂的刑法規定提出了一些具體的建議。【關鍵詞】：跨國公司、商業賄賂、刑事立法近幾年，在華跨國公司的商業賄賂事件頻發，而且呈日益泛濫之勢。力拓在華行賄案尚未塵埃落定，近日，可口可樂公司旗下上海瓶裝廠又被查出多宗受賄案，跨國公司在中國商業賄賂領域引人注目，在扮演著行賄者角色的同時，也扮演著受賄者的角色，已經并正在危害著我國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一是增加了不必要的交易成本；二是使得資源由關系網配置，降低了效率；三是直接誘發了我國政府官員、國企高管等的權力尋租和腐敗；四是損害了我國經濟社會良好的秩序，加大了我國反腐的成本；五是破壞了商務和投資環境，損害了我國的國際形象。大型跨國企業往往在中國設立子公司而成為中國企業法人，但是因為在中國發生行賄行為，而遭受母公司所在國的追查，如美國朗訊公司因違反了美國的《海外反腐敗法》，被美國司法部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處罰，卻沒有公開的信息顯示受賄的中方人員受到了中國法律的處罰。但是作為在中國注冊成立的企業法人，其行賄行為也發生在中國，卻往往因其母公司或母國審計發現賄賂問題后才反饋到中方，讓我國立法及司法陷入尷尬。跨國商業賄賂的滋生蔓延已在較大程度上影響到了我國經濟社會良好的秩序和合規化發展，反跨國公司的商業賄賂行為刻不容緩，因此，完善我國刑法的相關條文就顯得尤為迫切。一、我國商業賄賂犯罪的立法現狀商業賄賂并不是我國刑法規定的術語，商業賄賂犯罪亦不是一個或一類法定罪名，而是對商業活動中的賄賂現象進行的一種抽象和概括。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公司法》等法律對商業賄賂均有規定，我國現行《刑法》中，賄賂犯罪分別規定于分則第三章第三節“對公司、企業和其他單位人員行賄罪”以及第八章“貪污賄賂罪”。最高人民法院1995年12月25日頒布的《關于辦理違反公司法受賄、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及1997年刑法修訂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以下簡稱“兩高”）關于罪名的司法解釋將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一百六十四條規定分別規定了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和對公司、企業人員行賄罪。2008年11月兩高頒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商業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兩高意見”），該意見明確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一百六十四條規定的“其他單位”范圍的同時，進一步明確了“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的認定，這樣業務賄賂罪與職務賄賂罪得以區分，并根據犯罪主體參與和管理社會資源的性質的不同，規定了不同的懲罰力度，由此逐步健全了我國賄賂犯罪的體系，但是以上所述的規定總體上對于打擊跨國公司商業賄賂行為缺乏針對性和實時性。二、跨國公司商業賄賂行為的特點與行為表現1、跨國公司商業賄賂行為的特點跨國商業賄賂與國內一般商業賄賂有著共同點，如：商業賄賂的主觀上應該為故意；商業賄賂的對象是對其交易成交具有交易對方的個人或組織；商業賄賂侵犯的客體是復雜客體，既包括公平的市場競爭秩序也包括國家公務人員的廉潔性。但是跨國商業賄賂也有其自身的特點：首先，跨國商業賄賂的主體不是普通的國內主體，而是從事交易的跨國公司母公司或其分支機構及其交易相對方；其次，因為跨國商業賄賂的主體一般是具有一定的規模，熟悉投資所在國的法律、法規，所以其行為方式也就更加周密，存在著手段多樣、行為隱蔽、難以追究的特點；最后，跨國公司商業賄賂行為往往涉及到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主權國家或地區，所以存在著管轄困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