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刑法第17條第3款規定：“已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的人犯罪，應當從輕或減輕處罰”;第18條第3款規定：“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第19條規定：“又聾又啞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這些條款對特定犯罪主體——未成年人、不完全精神病人、又聾又啞的人和盲人，設定了法定的從寬處罰原則。之所以對這四類特定主體從寬處罰，原因在于，較其他犯罪主體而言，這四類犯罪主體由于生理或心理上的特殊狀況，導致了其意識或意志能力的減弱。并且，他們的意識或意志能力只是在程度上的減弱，并沒有完全喪失，所以，立法只是規定對他們從寬處罰而不是強制性地免除其刑罰。也就是說，由于這四類主體意識或意志能力在程度上的減弱，立法賦予了他們較輕的刑事責任;四類主體的意識或意志能力減弱的事實影響了立法對于他們行為的規范評價。但是，這四類主體以外的其他普通主體，在實施各個具體的直接故意犯罪時，他們的意識或意志能力及其發揮狀況也會存在著大小不同的量的區別。這種量上的區別，是不是也應起到對行為人刑事責任的調節作用呢?

主觀責任是考慮危害行為是否構成犯罪及其程度時必須加以考慮的內容，行為人主觀責任與客觀危害結合起來決定了行為之社會危害性的存在與大小。就危害行為而言，有責任才有犯罪，主觀責任大的，犯罪之社會危害性也大，反之亦然。[1]直接故意是所有主觀責任形式中最嚴重、最典型也是最常見的一種，直接故意在各個已然之罪中的程度差別，應當影響到已然之罪的社會危害性大小、并進而影響行為人所應當承擔的刑事責任的輕重。但“人類個性的差異，人們行為的多樣性，所有人類事務無休止的變化，使得什么藝術在任何時候都不可能制定出可以絕對適用于所有問題的規則

刑事立法的一般性、形式性和概括性決定了，它不可能將事實上影響行為人直接故意程度的所有因素全部納入其中。立法上不能作出規定，并不代表司法上不應考慮。如果法律條文的內容是形式性的，那么司法判斷則應是形式與實質相統一的思考過程——要把關涉到具體行為和具體行為人的、具有裁量意義的事實作出實質與形式的判斷;刑事立法的目的是為了制定一個一般的、抽象的行為準則和裁判規范，追求的是一般正義，刑事司法的目標應當是制定出針對具體行為和行為人的最公正、最有效的刑事判決，追求的是個別正義。刑事司法的性質決定了它有能力把決定行為人直接故意程度的事實因素予以考慮;刑事司法的目標決定了它應當把這些事實因素予以考慮，因為，對持有不同程度的直接故意的不同行為人處以與其直接故意程度成正比的刑罰，既是刑罰公正和刑罰平等的體現，也是實現刑罰個別化、以有效教育改造行為人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