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4月1日出臺的民事訴訟證據規則，進一步地明確了所有證據都必須經過當庭質證,才能作為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據使用。由此，公安交警部門對交通事故出具的認定書，由原先的“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變成了“交通事故認定書”，前后兩個認定書僅存在有無“責任”二字的區別，但這兩份認定書的性質發生了變化。

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是交警部門作為國家行政機關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當事者不服的可通過申請復議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等途徑進行救濟。現在交警部門所出具的交通事故認定書僅作為一般證據使用，當事人不服的只能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其責任最終由法院通過民事審判來確定，不可如原先的向上一級機關申請復議或對認定書提起行政訴訟那樣。從表象上看不服交警部門認定的當事者，可以通過民事訴訟途徑來進行救濟。筆者從多年民事審判的實踐中得出，當事人不服交警部門的事故認定書，通過人民法院民事訴訟的途徑進行救濟，是繡花的枕頭好看不中用，在審判實踐中很難起到救濟作用。其理由如下：

第一,交通事故發生后，最先是交警趕到現場進行勘驗處理，法官不可能到交通事故現場。對交通事故是如何造成的，責任是誰的,都是交警進行勘驗、調查取證進行認定。對交通事故最有感性認識的是交警。法官只能通過間接證據對交通事故責任作出新的認定。法官通過間接證據對交通事故責任作出新的認定是否準確，值得商榷。

第二,由于分工的不同，公安交警部門是勘驗、認定交通事故的專業隊伍。法官一般不具有認定交通事故責任的專業知識和經驗。不具有認定交通事故責任的專業知識和經驗的法官，要對具有認定交通事故責任知識和經驗的交警所作出的認定再進行認定，難免有為難法官之嫌。

第三,根據處理交通事故的程序和現實，交通事故當事者不掌握如現場照片、勘驗圖、調查記錄等證據,不服的一方沒有證據來支撐自已的主張。法官審查事故認定書所作出的認定是否正確，只能從交警作出認定所依據的材料中查找蛛絲馬跡。本來交警作出認定就依據這些材料，如果交警所作出的認定與所依據的材料不一致，那么交警的水平也是不是太差了?

第四,法官對改變先前的事故認定心存余悸。被改變責任的一方當事人不服提起上訴，如果新的認定被上級法院改回來的話，那么一審法官就要承受比一般錯案所帶來的更大壓力。更尷尬的是不服的一方會懷疑法官是不是得到對方的什么好處，而到處上訪乃至于糾纏法官。法官從心里不大愿意改變交警的認定，即使原先對認定不服的一方對未能改變認定的判決不服提起上訴，不管上級法院是維持還是改判，法官均有退步，所承擔的風險要小。

第五,法院在刑事審判和民事審判中對事故認定書的認定不統一。檢察機關認定肇事者涉嫌交通肇事罪的證據，所依據的是交通事故認定書的責任認定，法院刑事審判確認交通肇事者是否構成交通肇事罪，也是依據交通事故認定書上所認定責任。追究一個人是否構成交通肇事罪就依據交通事故認定書。反而，民事審判中法官可以對交通事故認定的責任作出重新認定，這顯然有司法尺度不統一的嫌疑。

將交通事故認定的救濟放在法院民事審判中來解決，顯然是事與愿違。作為國家行政機關的公安交警部門對交通事故作出認定，是動用的公權，它不同于中介機構作出的鑒定結論，當事人對中介機構所作出的鑒定不服，可以重新委托中介機構進行鑒定，法官也并不對鑒定結論的具體內容進行評判。

因此，筆者認為,公安交警部門所作出的事故認定書屬具體行政行為，應賦予當事者申請復議權和行政訴訟權。公安交警部門作出的生效的事故認定書具有證明效力。同時,筆者建議：交通事故認定書還是該叫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的好，使它名副其實，還它本來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