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情

2002年12月某日上午，被告人黃某水受同案人丁某明(在逃，另案處理)的糾集，與同案人余某軍(在逃，另案處理)欲教訓被害人葉某紅。于當天下午攜帶刀具竄到福州紅寶石娛樂城附近，被告人黃某水進入紅寶石桌球大廳察看，發現葉某紅在內打桌球，即返回告訴丁某明，并從丁某明處拿來一把刀，三人持刀沖入桌球大廳朝正在打桌球的葉某紅亂砍亂刺，葉某紅見狀即持球桿抵擋，被告人黃某水從桌旁沖出朝被害人葉某紅的腹部捅一刀。負傷后的葉某紅逃出桌球大廳。期間，葉某紅的侄兒葉某國幫助葉某紅抵抗過程中右大腿被人刺了一刀，倒在大廳內。被告人黃某水和余某軍、丁某明行兇后先后逃出桌球大廳時將行兇用的二把刀丟棄在桌球店門口。被害人葉某國被送醫院搶救無效死亡，被害人葉某紅負傷后經醫院救治脫險。經法醫鑒定，死者葉某國因銳器刺傷右大腿股動脈致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被害人葉某紅腹部被銳器刺傷，致腹壁貫通傷，屬輕傷(偏重)。

又查，現場證人付某山、徐某華、付某元、桂某龍、張某仙中無一人能證實葉某國右大腿上的傷是何人所致。而被告人黃某水自公安偵查至一審庭審過程中始終供認，在捅完葉某紅之后，葉某紅沖出桌球廳，其和余某軍緊追其后，葉某國去攔丁某明。二人追趕到商貿街時葉某紅逃脫，此時丁某明跟上，告訴他們二人自己被人抱住，他捅了其中一人一刀，并多次用電話聯系，了解到被捅的人已死亡，且系葉某紅的侄兒。關于黃某水三人追趕葉某紅的先后次序情況，可以得到現場證人徐某華的證言印證，該證言證實黃某水三人跑出紅寶石桌球廳時，黃某水、余某軍在前，丁某明在后。而且，據被害人葉某紅陳述，其沖出桌球廳后，曾停下回頭看見丁某明和“別雞”(即余某軍)在紅寶石門口在砍一個人，事后經了解，此人即自己侄兒葉某國。因此，現有證據并不能證明是黃某水刺了葉某國那一刀。

此外，福州市某基層法院出具的刑事判決書及福州市第二看守所出具的刑滿釋放證明書，證實上訴人黃某水因犯收購贓物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刑滿釋放日期為2002年3月20日。

二、審判

一審法院認為，被告人黃某水受他人糾集，參與結伙持刀故意傷害被害人葉某紅，在行兇過程中又傷及被害人葉某國，致葉某國死亡、葉某紅輕傷的嚴重后果，其行為已構成故意傷害罪，且系累犯。依法以故意傷害罪判處被告人黃某水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賠償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葉某強、葉某紅經濟損失各5000元人民幣，并對賠償總額人民幣82997元負連帶責任。

被告人黃某水對刑事部分判決不服，提出上訴。附帶民事訴訟部分判決未上訴，已發生法律效力。上訴人黃某水上訴稱，葉某國的死亡是丁某明個人造成的，其本人并未傷害葉某國。

二審法院認為，上訴人黃某水受糾集伙同他人，尋找報復目標，結伙持刀砍刺被害人葉某紅，在共同行兇過程中又致被害人葉某國死亡，致一死一輕傷的嚴重后果，其行為已構成故意傷害罪。對本案后果應共同承擔責任。黃某水曾因犯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刑滿釋放后五年內重新犯罪，屬累犯，應從重處罰。綜合考慮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及其情節，原判量刑偏重，應予糾正。原判認定的基本事實清楚，基本證據確鑿，定罪準確。審判程序合法。上訴理由予以部分采納。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九條第(二)項、《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二款、第二十五條第一款、第六十五條之規定，判決：一、撤銷原審判決的第一項，即撤銷被告人黃某水犯故意傷害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的判決;二、上訴人黃某水犯故意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

三、評析

本案爭議焦點，被告人黃某水是否要對葉某國的死亡結果負責，負什么樣的責?如果黃某水不必對葉某國的死亡結果負責，則其只對葉某紅的輕傷結果負責，適用刑法第234條第一款有關輕傷害的規定，最高只能判三年有期徒刑;而如果必須對葉致圣國的死亡結果負責，則適用第234條第二款有關傷害致死的規定，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二者量刑上相差懸殊。這一問題，在刑法理論上，實際上涉及到的是共同犯罪中實行過限問題。筆者試著作如下評析：

北京大學陳興良教授認為，“在認定共同實行犯的實行過限的時候，必須注意考察實行犯對某一臨時起意的犯罪行為是否知情。在一般情況下，如果根本不知情，就談不上對該犯罪行為具有罪過。因此該犯罪行為屬于實行過限，不知情的實行犯對此不負刑事責任。如果是知情的，即主觀上對該犯罪行為是容忍的，盡管沒有親手實行，也應承擔刑事責任，該犯罪行為就不是實行過限。①”刑法學家的這一論述，為我們提供了處理實行過限問題的一般指導原則，但其尚沒有論及實際犯罪中的具體情形。

筆者認為，共同犯罪中的實行過限，要區別于兩種情形：一是共同犯罪人在傷害某特定對象時，一同傷害了與該對象在一起的其他人員。在這種情況下，對所有的傷亡后果均應由共同犯罪人共同承擔，因為雖然指向的對象是明確的，但可認定被告人在實施傷害行為時，主觀上對傷及無辜人員的行為是持放任態度的;二是在實施傷害特定對象過程中，其他人員雖不是與特定對象在一起，但其是對共同犯罪人的行為進行阻擋、制止，與特定對象一起抵抗，而被其中一名犯罪人所傷害，且傷害為共同犯罪人所共知。在這種情況下，其他人員的傷亡后果也應由共同犯罪人共同承擔，因為該人員的阻止行為是針對共同犯罪，其中一名犯罪人對該人員的傷害是其他共同犯罪人所共知的，主觀上也是持放任的態度。

本案被告人黃某水參與結伙持刀共同傷害被害人葉某紅，致其輕傷(偏重)，且系葉某紅創傷的主要致害人(刺中腹部)，構成故意傷害罪，對故意傷害葉某紅無疑要承擔主要責任。但其沒有實施傷害被害人葉某國的行為，葉某國的死亡系其他共同犯罪行為人超出原先共同預謀的犯意外的傷害行為所致，因此，要認定被告人黃某水對葉某國的死亡是否應當負有責任，關鍵是要考察在其他共同犯罪行為人實行這一傷害行為當時黃某水的主觀狀態，即黃某水是否明知并希望或者放任其他共同犯罪行為人對葉某國的傷害。

回到案件事實，本案中存在幾個情節：1、黃某水三人共謀故意傷害的對象是明確的，即被害人葉某紅，且黃某水認識葉某紅的(黃某水受丁某明指派查看葉某紅是否在紅寶石桌球廳)。但從被告人供述來看，黃某水從始至終否認認識葉某國，更不知道葉某國與葉某紅的關系。2、據現場證人付某元證言，案發當時葉某紅在從里往外數第二張桌子打球，自己在最外一張桌子看球，葉某國也在里面看球。但葉某紅陳述，案發當時葉某國并沒和自己在一起。從公安機關的現場勘查圖來看，該桌球廳內共有5張桌球桌，極有可能葉某國在其他桌子旁看球，但未與葉某紅在一起。3、由于在場所有證人均未能證實葉某國如何被傷害，該案兩名被告人又在逃，現只能結合葉某紅的陳述和黃某水的供述來判斷葉某國被傷害時現場情況，即葉某紅被捅傷后掙脫沖出桌球廳，被告人三人緊追其后，黃某水和余某軍在前，丁某明在后(這一點現場證人徐某華可印證)，葉某國抱住丁某明，被丁某明捅中右大腿。據付某元證言稱，“從發生打架，至葉某紅跑出桌球室大概有一分鐘多時間，很快”。4、從黃某水的歷次供述來看，其稱有見到丁某明被“一個戴眼鏡，大概20多歲，矮矮胖胖的人”抱住，但始終否認見到丁某明捅刺被害人葉某國，僅在庭審中稱過“沒見到丁某明捅，只見到一戴眼鏡的在地上掙扎，有流血，個子矮矮胖胖的”。

上述情節如果足以認定，則表明，在共同傷害葉某紅告一段落，被告人追趕葉某紅過程中，葉某國的阻擋行為是針對其中一名犯罪人，而不是針對所有的犯罪人實施，丁某明捅刺葉某國目前也沒有證據證實黃某水是知情的，據此，或許可認為，葉某國的死亡應當屬于共同故意外的實行過限行為所致，不應由所有共同犯罪人承擔，而應由傷害實施人承擔。

但是，正如前述，上述情節只有證人證言支持，無其他物證可以佐證，該案其他兩名共同犯罪行為人又在逃，如果認定黃某水只對葉某紅的輕傷結果負責，最高判三年有期徒刑，又恐有放縱犯罪之虞。在此情況下，審判實踐中則較多地從客觀主義出發，按照所謂“基本事實清楚、基本證據確鑿”的原則，在量刑上予以酌情考慮，不糾緾于犯罪行為人主觀狀態認定這一復雜問題，這雖是一種功利的做法，但也不失為刑罰整體正義。本案一審法院判黃某水無期徒刑，顯然具有客觀主義的色彩，二審法院“綜合考慮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及其情節”，認為“原判量刑偏重，應予糾正”，酌情改判其十二年有期徒刑。筆者認為這是適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