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2條第2款規定：本法所稱的不正當競爭，是指經營者違反本法規定，損害其他經營者的合法權益，擾亂社會經濟秩序的行為。”第3款規定：本法所稱的經營者，是指從事商品經營或者營利性服務的法人、其他經濟組織和個人。”可見，我國立法明確地將不正當競爭行為的主體界定為經營者。然而在執法和司法的實踐中，對于如何認定不正當競爭行為的實施主體，卻存在著很多爭議。究其原因在于對經營者的內涵和外延見仁見智，看法不一，使得許多實質上違背了商業道德，擾亂市場秩序的不正當競爭行為沒有受到應有的制裁，從而大大影響了《反不正當競爭法》作用的發揮。本文認為對不正當競爭行為主體的認識，應立足于《反不正當競爭法》的立法宗旨來考察。一、對我國立法規定的評價如前所述，我國立法規定經營者必須具備兩方面的特征：一是行為特征，即從事商品經營或者營利性服務。二是主體特征，即法人、其他經濟組織和個人。具體而言包括各種企業法人、公司、合伙、個人獨資企業以及個體工商戶、農村承包經營戶等。對于這一規定，學界多數人都認為不應僅僅局限于狹義的經營者概念上。首先，立法所舉的不正當競爭行為本身就不限于經營者：如《反不正當競爭法》中明確列舉了政府及其所屬部門的限制競爭行為屬于不正當競爭行為，這里的政府及其所屬部門顯然不能理解為經營者；《反不正當競爭法》第10條第3款規定：第三人明知或者應知前款所列違法行為，獲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業秘密，視為侵犯商業秘密。”對這里的第三人并沒有加以限定，應該理解為可以是非經營者的個人或其他單位和組織。這樣，立法規定本身就自相矛盾，顯得很不嚴謹。當然從嚴格的意義上說，政府的限制競爭行為是屬于一種行政壟斷行為，在競爭法理論上不正當競爭行為和壟斷行為有很大區別，我國當初立法時將這兩部分合并規定在《反不正當競爭法》中也是權宜之計，等我國的《反壟斷法》頒布后，限制競爭的行為將不會再在《反不正當競爭法》中規范。因此，我們以此來反駁將經營者作為純正意義上的不正當競爭行為主體的理由似乎不很充分。但是，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如果政府及其職能部門在行使其管理職能時和其他經營者相互串通實施了侵害同業競爭者的合法權益，比如在產品質量評比中由于主管機關的負責人員收取了相應的好處，而將質量不合格的產品授予優質獎，而一些本來應獲得獎勵的企業卻沒有得到應有的榮譽。在這種情況下，行賄企業實施了不正當競爭行為是毫無疑問的，那么與之共謀的主管部門也不應以其非經營者而逃避反不正當競爭法的法律責任。其次，在實踐中也存在大量非經營者實施的影響競爭秩序的行為，比如職工為泄私憤披露所在企業的商業秘密，職工本身既不是為了營利，也不是為了與企業競爭，但其行為破壞了企業的競爭優勢，其后果與其他經營者侵犯商業秘密的情況并無二致，僅僅依其身份的不同而承擔不同責任顯然也是不合理的。再比如在實踐中常見的集體跳槽現象，集體跳槽者離職時如果涉及到泄露跳出企業商業秘密的，則屬于《反不正當競爭法》所明列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如果其并未帶走原企業的商業秘密，但是跳入企業在集體跳槽中起了積極策劃作用。從競爭對手那里挖走一個團隊也并非主要是看中這些人才的價值(當然他們也的確需要這樣的人才，但也可以從別處得到這類人才)，而主要目的是通過將競爭對手的全部或大部分關鍵人才挖過來，從而使競爭對手的業務運行陷于癱瘓，以此擊垮對手。在這種情況下，挖人的競爭企業和集體跳槽者顯然是共同實施了不正當競爭行為，但對于集體跳槽者并不能將其稱之為經營者，難道就不能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對其制裁嗎?答案應當是否定的。再如，在新聞報道中，如果記者因失誤或者受競爭企業指使報道失實，給企業帶來了負面的影響，損害了企業的競爭優勢，記者也不應以其是非經營者身份而逃避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