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刑事責任能力的意義

刑事責任能力應當是指行為當時的犯罪能力，即責任應答的能力，而并非刑罰適應能力。

對于責任能力的意義，不同的學者存在著差異的見解。古典學派認為責任能力是作為對行為人進行道義譴責前提的自由意思決定的能力，行為人具有認識其行為價值的能力才能產生對自己行為的責任，而只有具有這種意思能力的人才能夠實施犯罪，因此責任能力屬于犯罪能力。近代學派則認為責任能力是能夠用刑罰手段達到社會防衛目的的能力，因此對于意志自由意義上的有能力者和無能力者，就其行為對于社會的責任而言并無不同。對于精神異常者，并非他們不應負責任，只是因為其無法適應刑罰因而不能通過刑罰手段達到這一目的，因此必須采取其他措施加以防衛，因此責任能力屬于刑罰的適應能力。

我國也有入主張責任能力是犯罪能力與刑罰適應能力的統一。但是，結合《刑法》第18條規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的時候造成危害結果”的表述，責任能力的核心是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因而應當認為責任能力屬于犯罪能力。所謂精神病人缺乏犯罪能力事實上并非指精神病人沒有造成法益侵害的客觀效果的能力，而是由于欠缺是非辨別和行為控制能力，不能根據規范要求而決定自己的行為，因此欠缺責任應答的能力。責任能力應當局限于行為當時的能力，但所謂刑罰適應能力卻當然主要指裁判時尤其是刑罰執行期間的能力，否則就失去了其獨立判定的意義，況且刑罰的適應能力更應該作為訴訟法的規定事項而由刑事訴訟法加以規范，而不應由刑法加以調整。但是，如果認為責任能力應當包括刑罰適應能力，則又意味著具有責任能力的人在犯罪后患有精神病的，就變成了無責任能力人，而這樣的答案顯然同1983年9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判嚴重刑事犯罪案件中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答復》中的規定相矛盾。該解釋指出，犯罪的時候精神正常，犯罪后患精神病的人，依照法律規定，應當負刑事責任。顯然，在具備責任能力狀態下實施行為后欠缺刑罰適應能力的人，仍然應當構成犯罪。另外，即便認為責任能力中的刑罰能力不同于刑罰執行能力，所謂刑罰能力只是意味著適合科處刑罰這種對社會一般人的制裁而非保安處分的能力。但是在考察行為人是否具有責任能力時，并不需要進一步地證明行為人在行為當時是否對刑罰具有感受能力或者承受能力，犯罪能力的具備就意味著他當然具有答責能力，具備了科處刑法的前提。因此，固然責任能力中包含著對行為人進行非難從而使其承擔刑罰的含義，但并不存在獨立判定刑罰能力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1989年7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衛生部《關于精神疾病司法鑒定暫行規定》第21條規定：被鑒定人為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在訴訟過程中，經鑒定患有精神疾病，致使不能行使訴訟權利的，為無訴訟能力;第22條規定：被鑒定人在服刑、勞動教養或者被裁決受治安處罰中，經鑒定患有精神疾病，由于嚴重的精神活動障礙，致使其無辨認能力或控制能力，為無服刑、受勞動教養能力或者無受處罰能力。顯然，訴訟能力、服刑能力同責任能力的判定時刻并不相同，其法律效果也完全不同，前兩者并不包含在責任能力的內涵之中。事實上，責任能力和服刑能力的判定標準也存在著不同，在精神醫學上，服刑能力的評定并不采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的擇一說，而多采用“不能辨認”的單一說或者根據病情嚴重程度，也并不存在著所謂限制性的服刑能力。

二、刑法中精神病范圍如何確定

關于無責任能力、限制責任能力的概念，在刑法解釋和刑法學說上都有爭論，這一方面是因為精神障礙本身就是一個極其復雜、含糊的問題，因為涉及到意志或者大腦的問題本身就帶有一定的神秘性，目前仍然無法完全予以科學的解說;另一方面，刑法中所使用的辨認能力、控制能力或者無責任能力、限制責任能力也并不是醫學上所使用的概念。即便在醫學上，通過觀察到的臨床癥狀并結合其起因或誘因、病程、結局來研究精神分裂癥的一致性，試圖以此來抓住其本質，但離真正了解、掌握、克服精神分裂癥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正是這一原因，導致有的學者在根本上否定精神醫學的科學性，認為區別患精神疾病的人和精神健康的人的科學方法是根本不存在的，實際上，“在能提出精神病學證據的任何案件中，都一定能得出與這一證據相反的精神病學證據，因此精神疾病的存在與否不可能用不偏不倚的科學方法輕易地加以驗明，因而不可能有科學上公認的精神疾病之標準”;甚至認為“實際上根本沒有真正的精神病，其結論往往因醫生的能力的差異而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和可改變性”。

在中國刑法理論中，存在更大爭議的是有關精神病的范圍。這一爭議在立法過程中體現的淋漓盡致。1979年《刑法》第15條第1款規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的時候造成危害結果的，不負刑事責任;但是應當責令他的家屬或者監護人嚴加看管和醫療。”但是對于此處的“精神病人”范疇究竟是精神醫學中廣義的精神病還是狹義的精神病，學者間存在著激烈的爭論。通常的觀念認為它是指廣義的精神病，但也有人認為它是指狹義的精神病，僅包括各類重性精神疾病或精神病性障礙。實際上，這一問題在1979年刑法制定、起草前就已出現。例如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公布的刑法大綱草案第12條規定：犯罪人為精神病人，或系一時的心神喪失，或因在病態中，于犯罪時不能認識或控制自己的行為者，不處罰;但應施以監護。犯罪人精神耗弱者，從輕處罰。顯然，在“精神病人”后面增加“或者有其他病態的人”等類似的措辭，更多的是在狹義的意義上理解精神病的范圍，不過立法規制的對象仍然包括了其他病態行為。但是，因為多數人認為對“精神病人”可以做廣義的理解，因而沒有必要增加這一規定。1957年6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公布的刑法草案第22次稿則規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的時候造成危害結果的，不負刑事責任……;間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時候的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這一規定即成為前述1979年《刑法》的正式條文。

顯然上述立法的原意更加傾向將該款中的“精神病”作廣義的理解。正是出于這樣的理解，1989年7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衛生部頒布的《關于精神疾病司法鑒定暫行規定》(以下簡稱《精神疾病鑒定規定》)所使用的措辭均為“精神疾病”而非“精神病”。

同樣的爭議也發生在此后對1979年《刑法》的修訂過程中。1988年9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的刑法修改稿第15條第1款即將“精神病人”修改為“患有精神病或者其他精神病態的人”;1988年11月16日該委員會的修改稿第17條又將其改為“精神病人、癡呆人”。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態度，其1993年《關于刑法修改若干問題的研討與建議》指出：現代精神醫學上通用的疾病總名稱是“精神疾病”或者“精神障礙”，精神病是精神疾病中最嚴重的一類，由于我國刑法在廣義上使用的“精神病”一詞，同醫學上狹義使用的“精神病”一詞在含義上并不完全相同，導致理解上易生歧義，因而建議應當力求法律用語和醫學用語的統一，而將“精神病人”修改為“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或者“精神障礙人”。但此后的修改稿乃至最終提交審議的草案均恢復了“精神病人”的使用，1997年《刑法》第18條仍然沿用了“精神病人”這一措辭。

立法史的這一過程表明，雖然現行刑法的規定并未象德國《刑法》第20條那樣明確列舉了病理性心理障礙、深度的意識錯亂、智力低下和其他嚴重的精神反常作為無責任能力的心理障礙范圍，或者象瑞士刑法那樣列舉了精神病、精神衰弱或者重大的意識障礙，但是同1979年《刑法》一樣，新的刑法典仍然是在更為廣泛的意義使用“精神病”這一范疇，尤其考慮到導致限制責任能力的精神病未必屬于嚴重的精神分裂癥，就更應該認為我國刑法中精神病的范圍應當作廣義的理解。對于這一點，在采取籠統的非列舉式的立法體例中，都存在著類似的觀點，例如韓國也一般地認為，雖然韓國刑法僅單純規定為心神障礙，但對于刑法上的心神障礙，應理解為精神障礙或者精神功能障礙，以精神疾病(病理的精神障礙)、精神衰弱、重大的意識障礙和精神疾病為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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