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錢罪的認定是怎樣的

洗錢罪如何認定，具體如下所述：

在行為犯與結果犯的關系問題上，我國學者是將二者嚴格加以區分的。只要單純實施刑法分則規定的構成要件的行為就足以構成犯罪的是行為犯，僅實行構成要件性行為還不夠，還須發生法定的危害結果才能成立犯罪既遂的為結果犯。二者的區別就在于法律是否要求以發生一定的犯罪結果為犯罪既遂的成立要件。但這并不意味著行為犯不以發生任何結果為必要，構成行為犯的既遂必須達到法定的程度。就洗錢罪而言，任何洗錢行為都必須有一定的過程，只有將洗錢行為實施完畢方可成立犯罪既遂。至于洗錢的目的是否達到，是否實現了清洗“黑錢、臟錢”的最終效果則在所不問。

如果行為人已經著手實施法律規定的洗錢行為，但尚未將這一行為過程進行到底，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被迫停止，則構成未遂。比如，協助將資金運往境外，結果在運往境外過程中，由于海關人員的及時發現未能出境，即屬洗錢未遂;銀行工作人員發現存款中的漏洞或由于事先聞訊的公安人員的抓捕而未能完成洗錢行為的，也屬未遂。但如果銀行工作人員的行為人實施洗錢行為完畢后，由于進行資金盤庫整理發現款項可疑而告發公安機關將行為人抓獲的，此時由于行為人的洗錢行為實施完畢，即已構成既遂。

至于后來被發現而被抓捕使行為人意圖洗錢的結果未得成功，并不影響洗錢罪既遂的成立。

（一）洗錢犯罪與“上游犯罪”共同犯罪的界限區分問題。洗錢犯罪是有組織發展其犯罪產業的主要手段。作為一種“下游犯罪”，洗錢犯罪總是發生在某一具體經濟目的的主罪即“上游犯罪”之后，其目的是要掩飾、隱瞞“上游犯罪”所得的非法性質，使之披上“合法的外衣”。“上游犯罪”作為洗錢犯罪的“對象性犯罪”，與洗錢罪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洗錢犯罪與“上游犯罪”共同犯罪的界限關系比較復雜，筆者認為，區分二者的關鍵是看事前有無通謀。如果行為人事前與?“上游犯罪”的犯罪分子有通謀，事后又實施了洗錢行為的，則僅構成“上游犯罪”的共同犯罪，而不單構成洗錢罪，其原因在于行為人事先有通謀，已構成共同犯罪，其后的冼錢行為已構成其共同犯罪的行為的延續，正如同犯罪分子盜竊財物后又加以窩藏的情形一樣，其后續的洗錢行為屬于刑法上事后不可罰之行為。當然，也有的論者從犯罪形態角度考察，認為事前通謀，事后提供帳號等的，比如就走私犯罪而言，則構成走私罪(共犯)同洗錢罪的想象競合，應以其中一重罪即走私罪論處，理由是，行為人僅實施了事后提供帳號的行為，符合洗錢罪的構成特征，同時又因其與走私分子事先有通謀，從而構成走私罪的共犯，屬于刑法上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的情形，即構成想象競合犯。從這個角度出發，得出的結論仍是以走私罪即“上游犯罪”的共犯論處，與筆者的分析可謂殊途同歸。此外，關于洗錢罪與“上游犯罪”的區別，在我國修訂后的《刑法》中也有體現。《刑法》第一百五十六條規定：“與走私罪犯通謀，為其提供貸款、資金、帳號、發票、證明，或者為其提供運輸、保管、郵寄或者其他方便的，以走私罪的共犯論處。”在這里，刑法典強調了與走私犯罪“事前有通謀”，固而應以走私罪的共犯論處。如果與走私犯罪事前無通謀，只是事后為其提供帳號、發票、證明，幫助掩飾、隱瞞其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的來源和性質，則應對行為人以洗錢罪論處。

（二）洗錢罪與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的區別。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是指行為人明知是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而向司法機關作虛假證明，或者幫助其毀滅罪證，掩蓋其罪行以使其逃避法律制裁的行為。兩罪的共同之處在于，都明知是毒品犯罪人或毒品犯罪所得，而實施一系列掩蓋犯罪的行為。其主要區別是：(1)從兩罪作案方法上看，洗錢罪是對犯罪所得通過金融機構中轉或者其他方式，使毒品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恐怖活動犯罪、走私犯罪、貪污賄賂犯罪、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詐騙犯罪所得的資金“合法化”，掩蓋和隱瞞贓款的性質和來源;而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是通過向司法機關作虛假證明，或者幫助其毀滅罪證，掩蓋其罪行，以使其逃避法律制裁。(2)從犯罪客體上看，兩罪侵犯的客體不盡相同，洗錢罪主要是破壞的是國家的金融管理秩序，而后者妨害的主要是社會管理秩序。(3)從行為對象上看，洗錢罪的犯罪對象主要是犯罪所得的贓款，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的犯罪對象既有贓款，也包括贓物和犯罪分子本人。

（三）洗錢罪與窩藏、包庇罪的區別。窩藏、包庇罪是指明知是犯罪的人而為其提供隱藏處所、財物，幫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證明包庇的行為。兩罪都是在明知犯罪人或者犯罪所得的情況下，以掩飾、隱瞞犯罪為目的，實施掩蓋犯罪的一系列行為。所不同的是：

1、從作案方式上看，洗錢罪是通過金融機構中轉或者其他方式，使毒品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恐怖活動犯罪、走私犯罪、貪污賄賂犯罪、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詐騙犯罪所得的資金“合法化”，掩蓋和隱瞞贓款的性質和來源;窩藏、包庇罪是為毒品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恐怖活動犯罪、走私犯罪、貪污賄賂犯罪、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詐騙犯罪的犯罪分子提供隱藏處所、財物，幫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證明包庇的行為。

2、從犯罪對象上看，洗錢罪主要是通過金融機構，其行為對象是犯罪所得;窩藏、包庇罪的對象是犯罪的人。

3、犯罪客體也有區別，洗錢罪侵犯的客體是國家關于金融活動的管理秩序、社會管理秩序以及司法機關查處犯罪的正常活動，且主要是破壞了國家的金融管理秩序;而窩藏、包庇罪侵犯的客體是司法機關對罪犯的刑事追訴和刑罰執行活動。

（四）洗錢罪與偽證罪的界限。由于洗錢罪行為手段上具有“掩飾、隱瞞”方式，因此洗錢罪與偽證罪之間具有許多相似關系。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行為人洗錢的行為尚未被發現，當司法機關向其收集“上游犯罪”分子的罪證時，行為人故意提供虛假的證言，證明犯罪分子的違法所得系正當收入，則行為人構成偽證罪的同時也構成洗錢罪，因為，后者并不以向司法機關隱瞞為必要;但如果行為人實施的許錢行為已被司法機關查出，準備或者已經以洗錢罪追究刑事責任，在偵查、審理過程中，行為人提供的虛假的證明材料，證明自己的行為是他人的正當所得，對之則應以洗錢罪一罪處理。兩罪的區別在于：(1)犯罪的客體不完全相同，洗錢罪侵犯的客體是復雜客體，即國家關于金融活動的管理秩序、社會管理秩序以及司法機關查處犯罪的正常活動，偽證罪侵犯的客體是單一客體，即司法機關的正常活動。(2)犯罪主體不同，洗錢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包括自然人和單位，偽證罪的主體是特殊主體，必須是案件審理過程中的證人、鑒定人、記錄人、翻譯人員，單位不能成為偽證罪的主體。(3)犯罪目的和行為內容不同，洗錢罪的犯罪目的和行為內容在于掩飾、隱瞞“上游犯罪”違法所得及其收益的性質和來源，而偽證罪的犯罪目的是意圖陷害他人或隱匿罪證，其行為表現為在刑事訴訟中就與案件有重要關系的情節作虛假的證明、鑒定、記錄、翻譯。

（五）洗錢罪與窩藏、轉移、收購、銷售贓物罪的界限。窩藏、轉移、收購、銷售贓物罪，是指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贓款而予以窩藏、轉移的行為。所洗的“錢”也是贓物，洗錢的“洗”也是窩藏、轉移、收購、銷售的行為，洗錢本質上屬于的窩藏、轉移、收購、銷售贓物的行為。因刑法將洗錢行為單獨規定為犯罪，這樣，二者就有了區別：

1、犯罪客體不完全相同，洗錢罪侵犯的客體是復雜客體;窩藏、轉移、收購、銷售贓物罪侵犯的客體是簡單客體，即只破壞司法機關的正常活動。

2、行為對象的范圍不同，就目前我國法律而言，洗錢罪的行為對象是特定的，只能是前述毒品犯罪、走私犯罪、貪污賄賂犯罪等幾種犯罪所得;而窩藏、轉移、收購、銷售贓物罪的行為對象則是上述幾種犯罪以外的贓物。

3、犯罪主體不同，洗錢罪的主體是個人(自然人)或者單位;而窩藏、轉移、收購、銷售贓物罪的主體則只能是個人(自然人)。

4、犯罪目的不同。洗錢罪的行為人是為了掩飾、隱瞞違反所得的性質和來源，從而使非法所得表面合法化;窩藏、轉移、收購、銷售贓物罪中的“窩藏、轉移、收購、銷售”不要求具有使非法所得表面合法化的目的。

這里的“情節嚴重”，筆者結合司法實踐認為，主要是指洗錢數額特別巨大的;洗錢行為造成嚴重后果的;實施“上游犯罪”犯罪所產生的收益(指犯罪分子將“上游犯罪”所得收入用于合法或非法投資、經營、儲蓄、放貸等所獲取的經濟利益，如投資所獲紅利、經營所得收入、儲蓄所得孳息、放貸所獲利潤、兌換外匯所得手續費等)數額巨大的;洗錢行為導致職務犯罪等腐敗現象愈演愈烈的;釀成新的嚴重犯罪，影響對重大犯罪的及時偵破，等等。

關于洗錢罪的刑事責任，根據《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條第一款規定，構成洗錢罪的，沒收實施“上游犯罪”的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洗錢數額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洗錢數額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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