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刑法的金融類犯罪中，存在著下述罪過形式之爭：金融犯罪的主觀罪過形式全是故意還是既含故意、又含過失，即中國金融刑法中是否存在選擇性過失金融犯罪？針對此一議題，刑法學界有肯定說和否定說兩大截然相反的觀點。肯定論-者認為，金融犯罪的罪過形式既包括故意、又含過失。認為“金融犯罪的過失，是指行為人應當預見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危害金融管理秩序的結果，因為疏忽大意而沒有預見；或者已經預見而輕信能夠避免，以致發生這種結果的心理態度”。[1]還有肯定論-者認為，“金融犯罪作為間接犯罪的特殊組成部分，必須慮及金融犯罪本身的特殊性，應當把過失作為金融犯罪的一種罪過形式”。[2]否定論-者持論相反，認為金融犯罪只能由故意不能由過失構成。理由是：其一、“從危害金融犯罪的行為人的意識因素看，行為人都”明知“自己的行為或發生危害金融秩序的后果”。而認定這種“明知”的根據在于，“行為人為了謀取不法利益，或者為了規避金融管理法規，或者利用便利條件，或者采取詐騙、偽造等非法手段，并且容忍這些非法手段對金融秩序所造成的侵害后果，這說明危害金融犯罪的行為人對自己的非法行為、危害后果是有認識的，也體現了行為人對金融秩序的蔑視和積極侵犯態度”。其二、金融犯罪行為人對其“行為手段是否會造成金融秩序的混亂，能否侵害國家、單位或他人的合法利益，不會影響到他們謀取不法利潤的心理。由此可見，危害金融犯罪的行為人主觀上只有一個意志――追求不法利潤，對危害結果的發生持積極和肯定的態度”。[3]按照此類否定說觀點，既然行為人在“意識”因素上對危害后果“有認識”；在“意志”因素上又對結果的發生持積極“追求”和“肯定”的心態，則行為理所當然地符合刑法第14條法定的故意罪過特征而非過失。――對上述正、反兩種意見，我們的回答是：贊同否定說的“結論”，但又認為其論證不充分；而對“肯定說”，我們的看法是，其“結論”及其用以佐論其觀點的“論據”，均不令人信服與贊同。肯定說論-者肯定金融犯罪的罪過形式既包括故意又含過失，但未對其包括過失的法律依據和法理依據加以明確闡釋和說明，而是采取直接套用現行刑法第15條關于過失犯罪規定的方法來定義并說明金融過失犯罪。當然，從形式邏輯角度看，這種“屬＋種差”的定義法，確實符合形式邏輯的定義規則。然而，這一定義法忽略了有關法律邏輯原則。因為，從法律邏輯角度看，參與定義的“種概念”的真實性、合法性，是適用此類定義法的前提條件，就此意義看，此一定義法，實則是在假定金融犯罪中存在過失犯的前提下，對金融犯罪的學理定義。然而，自定義的金融過失犯罪定義本身，并不能證實金融過失犯存在的真實性、合法性。恰恰相反，事實上，采用此類本末倒置的假定定義法，人們實際上可以“論證”刑法中的任何“類犯罪”存在過失犯，無論是對稅收犯罪、知識產權犯罪，還是詐騙類犯罪等，人都可忽略該“種概念”的真實性、徑直套用刑法第15條“定義”該類犯罪，進而得出該類犯罪存在過失犯的“結論”來。由此可見，此種定義及論證法，欠缺法律或法理依據。另一方面，否定金融犯罪存在過失罪過形式的論-者，在論證方法上，采取了直接斷定金融犯罪的行為人在“意識”因素上無一例外地都對危害后果“有認識”；在“意志”因素上也無一例外地對危害結果的發生持積極“追求”和“首肯”的心態，這一推斷，依然欠缺法律或法理依據。那末，法律和法理依據何在呢？顯然，法律依據是指刑事法律的相關規定；法理依據是指根據刑事立法的原義及其立法意蘊，在深刻把握金融刑法規范與國家、社會及其他金融、經濟行為規范的聯系及相互間的正負作用力的基礎上，衡定金融刑法天平的秤星所向，從而論證金融刑法有無過失犯罪設定問題。為此，有必要先行探微刑法典中的過失規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