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并不能夠免除當事人的刑事責任，民事賠償部分要進行和解，刑事部分檢察院會起訴到法院!

我國的當事人和解程序與辯訴交易有著本質區別。

首先，當事人的和解不是“罪”的和解。當事人不能就行為人構成此罪彼罪、重罪輕罪進行和解，更不能就其罪與非罪進行和解。也就是說，當事人和解的內容不能像辯訴交易那樣包含對行為人“罪”的處分。

其次，當事人的和解不是“刑”的和解。當事人和解不能就行為人具體刑罰處罰的輕重、刑種的選擇以及免予刑事處罰作出約定。也就是說，當事人和解的內容不能像辯訴交易那樣包含對行為人所處“刑罰”的處分。

最后，當事人的和解不是“證據”上的和解。有觀點認為，有的案件證據不充分，但是被告人認罪，適用和解剛好解決證據不充分的問題。但實際上，當事人和解不可能就證據的有無、證據的證明力以及證據間的相互印證作出有效約定。更重要的是，我國的證據體系嚴格限制被告人認罪在證明被告人有罪上的證據效能。總之，當事人的和解，不是“罪”、“刑”、“證據”上的和解，當事人和解對于刑事案件來說既非實體上的和解，也非程序上的和解。刑事案件的辦理應嚴格依法，不能由當事人任意協商處分。因此，除根據刑訴法第277條規定的適用和解程序的案件外，還必須強調：案件事實清楚，證據充分。這就要求：當事人和解程序只能適用于行為人有罪的案件中。如果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行為人有罪，則無當事人和解程序適用的余地。因此，檢察機關對和解案件作出的不起訴決定，只能是相對不起訴，而不能是絕對不起訴或是存疑不起訴。法院依據法律認定被告人無罪，或者因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作出無罪判決的案件，均不可適用和解程序。

和解程序的法律效果。當事人和解程序不必然引起從寬處罰。刑訴法第279條規定，對于達成和解協議的案件，公安機關可以向檢察機關提出從寬處理的建議。檢察機關可以向法院提出從寬處罰的建議;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作出不起訴的決定。法院可以依法對被告人從寬處罰。法條中使用“可以”從寬處罰的文字表述，亦表明了和解程序不必然引起從寬處罰的立法意圖。

對“從寬處罰”的理解存在誤區。一是“從寬”不是“從輕”。刑法意義上的“從輕”處罰，是指在法定刑的限度以內從輕判處刑罰。而在當事人和解程序中，“從寬”處罰的含義就寬泛得多，可以包含從輕、減輕、免予刑事處罰等諸多情形。二是“處罰”不是“刑罰”。從寬處罰不應限定在適用刑罰的從寬上，“處罰”不僅包含“刑罰”，而且應當比“刑罰”具有更寬泛的外延。“處罰”在此處宜做寬泛理解，應當包括強制措施的采取以及不起訴的適用等方面。實際上，不采取逮捕的強制措施亦或決定不起訴本身就是一種從寬處罰的體現。依據有關規定，當事人達成和解協議后，檢察機關在審查逮捕和審查起訴階段就可以根據案件情況，對犯罪嫌疑人采取從寬處罰的措施，而無需等到法庭審判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