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犯罪較輕的，可以免于處罰。該條規(guī)定，使用于現有的犯罪人，本無例外。但在司法實踐中，對交通肇事案件的犯罪人在犯罪后的行為符合上述條件時，應否認定自首及怎樣認定自首，卻有不同的認識，由此導致了在案件處理結案上的差異。

一種觀念認為：在交通肇事案件中，肇事者在事發(fā)后主動報告公安機關，是其法定義務的義務。國務院頒發(fā)的《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七條規(guī)定，發(fā)生交通事故后，肇事者必須報告公安機關或執(zhí)勤的交通警察，聽候處理。鑒于法規(guī)對其具有特定身份的交通肇事者賦予了強制性告知義務，因此即使肇事者在事故發(fā)生后沒有逃逸，主動向公案機關報案或者主動到公安機關投案，也不能認定為自首，只能視為肇事者履行了告知義務，在處罰時可作為認罪態(tài)度較好的情節(jié)予以考慮，給予從輕處罰。

第二種觀點認為：對交通肇事犯罪案中的自首問題，應根據不同的情況確定為自首。對肇事者事發(fā)后沒有逃逸主動向公安機關報告的，如上述第一種觀點所說，不應認定為自首，但在處理時應酌情從輕;對肇事后逃逸，在公安機關偵查階段自動到公安機關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的，則應視為自首。對后者，《刑法》第六十七條雖規(guī)定對其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但在量刑的掌握上，從輕或減輕的幅度應比前者小。

第三種觀點認為：交通肇事犯罪案件中，肇事者在事發(fā)后沒有逃逸，保護現場，搶救傷者和財產，主動向公案機關報案或自動投案，并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應依法認定為自首;肇事者逃逸后在公案機關，偵查期限間，又主動到公案機關報案并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的，依法也應認定為自首。

筆者先贊同第三種意見，理由是：

一、交通肇事犯罪案中，對肇事者在事發(fā)后未逃逸，主動投案并如實供述的行為，不認定為自首情節(jié)缺乏法律依據，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四條“對任何人犯罪，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規(guī)定的以事實為根據，法律準繩的訴訟原則。我國刑法的規(guī)定自首，適用于所有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犯罪的犯罪以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的犯罪人對交通肇事案件中的犯罪人也應如此，并沒有不適用于交通肇事犯罪案件或者適用例外的特別規(guī)定。對符合自首條件的交通肇事犯罪人，不作為自首認定，侵犯了犯罪人依法應享有的權利，損害了法律的嚴肅性。因此，對符合自首條件的交通肇事的犯罪人依法認定為自首，是嚴格法律辦事，公正執(zhí)法，正確適用法律的必然要求。

二、《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是國務院頒發(fā)的行政法規(guī)，所規(guī)定的“肇事者必須報告公安機關”是對所有交通肇事者規(guī)定的應盡義務，但在交通肇事中，其中多數肇事者并不構成犯罪。《刑法》所規(guī)定的自首，是對所有的犯罪人從輕或減輕處罰的規(guī)定。交通肇事罪雖是交通肇事行為結果，但前者不一定是后者的必然。在交通肇中，不一定全部都可以構成犯罪，有些后果不嚴重的可以按一般交通事故處理。對不追究刑事責任的交通事故肇事者，應受《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規(guī)定的應盡法定的告知義務的約束，這種義務并非刑法上規(guī)定的自首情節(jié)，對此，不認定為自首是恰當的。這種告知義務，是對一般交通事故而言。只要出現了交通事故，肇事者向公安機關報告以便及時得到處理，也是一種社會公德的體現。對不構成犯罪的交通肇事者，在事發(fā)后逃逸，拒不履行告知義務時，應按行政處罰程序予以處罰，不適用刑法的規(guī)定。交通肇事罪，本身是一種罪名，在刑法理論和刑法的規(guī)定中，就不存在告知義務，只存在自首情節(jié)，也只有自首情節(jié)，才是法定的從輕情節(jié)。因此，《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所規(guī)定的告知義務，不能代替刑法上自首規(guī)定。不能將行政處罰程序和刑事訴訟程序兩者混淆，以行政法規(guī)的規(guī)定來否定對交通肇事案件中犯法人自首行為的認定和對《刑法》所規(guī)定的自首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條件的適用。

三、正確認定交通肇事罪的犯罪人沒有逃逸，主動向公安機關報案或主動到公安機關投案自首情節(jié)，是正確適用法律的具體體現，也是對肇事者公正處罰的具體體現，防止剝奪犯罪人所享有的法定從輕或減輕處罰的權利。正確認定自首情節(jié)，符合刑法總則關于自首情節(jié)的規(guī)定，防止法官意志的隨意性，是以事實為根據，法律為準繩的具體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