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確認民間借貸中借款協議的證明力

筆者認為在目前的法律環境下，法官在審理類似的民間借貸案件時，不能因為只有借款協議而沒有收條就直接駁回，法官應該首先綜合案情，通過庭審，詢問當事人，必要的情況下主動調查等形式形成內心確信，在高度蓋然性的情況下確認借款協議名為借款協議實為借條的判斷，進而作出判決。

2005年5月1日，石*林起草了借款協議一份，其內容為：借款人王*霞用款壹萬叁仟元正，月息0.015元(即每月壹萬元月息150元)，時間自2005年5月1日至2005年11月1日到期，一次性歸還本金利息計款壹萬肆仟壹佰柒拾元正。借款人王*霞，保證人賈*學。賈*學、王*霞分別在借款協議書上的保證人、借款人處簽名，并按手印、蓋章。后來因借款未還上，石*林將借款人王*霞，保證人賈*學起訴至利津縣法院，經過一審法院調解，石*林撤訴。因為借款人王*霞和保證人賈*學一直未履行還款義務，2005年12月19日石*林重新起訴，請求依法判令賈*學依法承擔保證責任。

圍繞借款協議是否能夠證明借款事實存在的爭議焦點，一審法院認為借款協議不能作為借款事實成立的依據，判令石*林敗訴，石*林上訴到東營中院，二審認為一審應該就案件事實進一步審查故發回重審。原審法院根據(2005)利民初字第979號卷宗中的撤訴筆錄，結合民間借貸中簽訂借款協議后一般不再另行寫收據的習慣，認定借款的事實存在，判令賈*學及王*霞承擔連帶清償責任。保證人賈*學不服一審判決上訴。二審經過審查認為在2005年11月2日石*林以賈*學、王*霞為被告提起的涉案借款訴訟中，身為保證人的賈*學對涉案借款并未予否認，而該案的撤訴筆錄內容卻能夠反映賈*學承認借款存在，并認可涉案借款在王*霞無力償還時愿意承擔償還責任的事實，針對保證人賈*學作出的對己不利的陳述，結合案件的其他證據，根據優勢證據原則，能夠認定雙方所簽借款協議實際就是一份借條，二審作出了駁回上訴，維持原判的終審判決。宣判后，雙方均服判息訴。

在審判實踐中，借條可以作為借款事實成立的直接證據，而借款協議只是借款雙方就借款達成的合意，要證明借款事實的成立還必須有收條。但是在借款形式不規范的民間借貸中，很多當事人只簽訂了借款協議而不打收條，如果法官一味的恪守借款協議不能證明借款事實成立的這個證據規則，那么好多案件的判決結果會與案件事實不符，造成事實上的不公平，引起很多上訪案件，那么如何看待民間借貸中借款協議的證明力問題就成為爭議很大的問題。

對此有幾種意見：

一種觀點認為法官應該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的證據規則處理類似的案件，在民間借貸中如果債權人與債務人雙方只簽訂了借款協議，債權人沒有向債務人索要收條，那么債權人就要為自己的借款行為的不規范買單，承擔法院判決的不利后果。目前這是法律實務界比較主流的做法。

另一種觀點認為法官應該綜合整個案情，通過法庭審判，與當事人接觸，查閱卷宗材料，必要時法官的主動調查來達到法官的內心確信來認定借款協議是否具有借條的效力。持這種觀點的法官主要考慮到法律真實與客觀真實的一致性，力圖達到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但是這種觀點的反對者認為這會增加法官的自由裁量權的隨意性，不利于類似案件裁判處理的統一性，會造成類似案件在不同法院，由不同法官審理裁判結果不一致的問題。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在這種情形下，法官可以適當加重債務人的舉證責任，例如法官可以組織當事人雙方進行測謊。但是因為目前為止測謊結果還不能成為裁判的主要證據，只能綜合其他案情作為輔佐證據的參考使用，所以在審判實務界實際操作的情況不多，只有少部分法官通過測謊手段達到威懾當事人的作用，促使案件債務人自己承認借款事實并達成調解協議。

筆者認為民間借貸有其特殊性：一民間借貸主體文化水平參差不齊，普遍缺乏法律意識。二是民間借貸主體之間關系密切，或是親戚或是朋友;三是部分民間借貸的形成是因為高額利息，謀取高額利潤。基于借貸主體、借貸雙方的關系、借貸目的的特殊性造成了借貸形式的多樣和不規范。很多借款形式都不規范，例如有的是通過口頭形式，有的是只有一個收條，有的是有借款協議而沒有收條。

審理類似的案件如果只按照證據規則認為借款協議不能具有借條的效力，很多案件都會被駁回。但是借貸關系雙方對于借貸事實很明了，所以就會懷疑法院的公正性和權威性，造成很多上訪和纏訴案件。因為類似的案件不是個案，眾多類似案件被駁回就會形成這種民間借貸案件的事實上的不公正。所以筆者認為在目前的法律環境下，法官在審理類似的民間借貸案件時，不能因為只有借款協議而沒有收條就直接駁回，法官應該首先綜合案情，通過庭審，詢問當事人，必要的情況下主動調查等形式形成內心確信，在高度蓋然性的情況下確認借款協議名為借款協議實為借條的判斷，進而作出判決。筆者認為測謊作為一種司法手段，雖然不能作為直接證據使用，但是也可以作為案件的處理如調解的一定輔助手段。上面的案例中法官最終就是綜合整個案情，以保證人在第一次起訴時撤訴筆錄中的自認作為依據，認定雙方簽訂的借款協議實際就是一份借條，判決其敗訴，承擔保證責任，并沒有以只有借款協議而沒有借條而一判了之，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