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精神疾病司法鑒定內容有哪些

精神疾病司法鑒定是采用精神病學原理和方法，按照法定程序，對涉案當事人在案發當時的精神狀態進行評定，并提出當時是否患有精神疾病的意見;如果患有精神疾病，還需確定在發生危害行為時，是否具有辨認能力和控制能力，并提出是否具有承擔刑事責任的資格，即刑事責任能力的意見;其目的是提供專家證言為法庭審判服務。

自1980年我國《刑法》頒布以來30年間，全國各精神疾病司法鑒定機構所鑒定的案例不下百萬，其中95%以上案例的鑒定結論為司法部門所接受，對我國司法部門公正執法作出了重要貢獻。近些年來，據媒體報道，有極少數主審法官拒絕接受刑事被告親屬和其律師要求對被告進行司法鑒定的申請;盡管申請人提供了被告有精神異常的跡象，甚至庭審時被告表現出明顯精神異常。就全國范圍而言，這一現象雖屬個別地區個別案例，但涉及正確認識和正確對待刑事案件精神疾病司法鑒定的問題，值得關注。

我國的《刑事訴訟法》雖然將司法鑒定的啟動權賦予法官，但接受刑事被告的親屬及其辯護律師的合理申請，委派或指定具有資質的司法鑒定機構，為被告進行精神疾病司法鑒定，是實施司法公平正義的需要。在刑事案件的審理過程中，法律賦予被告方以充分辯護權。被告方申請司法鑒定，要求專家為被告在案發當時的精神狀態提供證言;這是一種提供科學證據的方式。拒絕司法鑒定的申請，便是拒絕專家提供證據，這對被告來說是不公平、不公正的。

二、主審法官拒絕為被告進行精神疾病司鑒定的理由

1、認為被告方提出申請鑒定的理由不充分。

2、法官們認為在他們與被告接觸過程中，被告言談舉止正常，沒有發現精神不正常而拒絕司法鑒定。

須知，精神疾病司法鑒定需要解決的問題是案發當時被告的精神狀態，以及對其危害行為的辨認能和控制能力，而不只是案件審理過程中被告的精神狀態。這需要詳細收集被告在案發前、案發當時以及案發后，包括在看守所、在審訊過程中、在鑒定過程中的精神狀態資料，進行科學、客觀的分析，才能最后得出可靠的鑒定結論。在刑事案件中，有的被告，只是在案發當時有短暫精神異常，案件審理時已經恢復常態;有的被告在案發當時精神狀態是正常的，而是在關押過程中才出現精神病態;就大多數案件而言，往往是被告在案發前早已精神不正常，或已經過住院治療，但治療不徹底，不僅案發時處于精神病態之中，被關押后精神癥狀仍然明顯。即使如此，在長時間的患病期間，精神病人的癥狀會有明顯波動，有時癥狀加劇，行為異常非常突出，有時癥狀緩解，幾乎接近常人。還有一部分偏執型精神病人，精神癥狀主要局限于他的被害妄想，而在日常待人接物、言談舉止方面看不出有明顯異常。面對如此復雜的精神疾病，即使是精神病學專家也需要掌握全部詳細資料，才能做出可靠結論。主審法官只憑案件審理時短暫的接觸，便認為被告精神正常而拒絕通過正規的、科學的司法鑒定程序，對被告的精神狀態進行確認，豈是嚴謹執法、司法公正的態度?

3、認為被告殺害多人，手段殘忍，民憤極大，不殺不足以平民憤，即使是精神病人，也該殺，沒有必要進行司法鑒定。這是舊的司法理念在作怪。遵循的是“以血還血”的報復主義。不顧精神病人因病致殘、因病致禍這一弱勢群體應享有的豁免權利;是對《刑法》第十八條的惡意抵制;有違司法公平正義的原旨。

4、認為精神疾病司法鑒定得出的結論不可靠、不足信。有人認為司法鑒定只根據專家主觀印象，缺乏科學儀器得出的客觀結果。這是對精神疾病司法鑒定程序的誤解。鑒定程序規定，鑒定前必須認真收集詳細的事實資料，包括委托方的調查、審訊，收監后的觀察，鑒定方的調查以及鑒定時的精神檢查等事實資料。在分析大量客觀事實的基礎上，對被告在案發當時的精神狀態進行確認，并對其責任能力進行評定。這是當前國際、國內通常采用的方法。30年來國內大量的精神疾病司法鑒定實踐，證實這一整套程序是合法的、有效的、可信的，在促進我國司法公正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還有人認為，不同的鑒定機構對同一案例的鑒定結論不一致，令法庭無法采信。首先需要說明的是，這類案例在全國精神疾病司法鑒定中只占極少數;其次，對復雜多變的精神疾病由于觀察和思考的角度不同，難免會出現意見分歧。這在醫學上是一個很平常的現象。就說是法院審理案件，不也有上下級法院意見不一致，而發下來重審的么?司法鑒定的意見分歧，通過專家反復論證，意見最終總是能夠取得一致的。并不能據此就對精神疾病司法鑒定予以全盤否定，為拒絕鑒定提供理由。何況我國司法行政領導部門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如編寫精神疾病司法鑒定培訓教材，擬訂精神疾病司法鑒定實施細則，要求各司法鑒定機構編寫精神狀態鑒定和刑事責任能力評定作業指導書，用以規范司法鑒定的操作程序和各種標準，以進一步提高司法鑒定的科學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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