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在我國目前的審判模式下，被告人及辯護人無法對量刑進行有效辯護，無法通過辯護權有效制約法官自由裁量權，易導致法官濫用量刑自由裁量權，有必要進一步完善我國量刑辯護制度。

(一)充分認識量刑辯護的重要性

被告人一旦選擇了有罪辯護，就只關心會被處以何種量刑，以及是否能緩期執行。對于選擇無罪辯護的被告人而言，在確信法院會判決其有罪之后，當然希望有機會在法庭上就從輕、減輕量刑進行辯護，以期獲得對其更為有利的處罰。在難以通過辯護確保被告人無罪的前提下，辯護人所關注的也是被告人的量刑問題，因為通過量刑辯護可以給被告人帶來更大的“量刑利益”。正如前面所論述的那樣，通過“量刑程序訴訟化”對法官量刑自由權的制約也比只制定具體、統一的量刑標準更為有效。因此，必須轉變“重定罪辯護，輕量刑辯護”的觀念，通過量刑辯護使被告人最終得到與其罪責相適應的量刑。而且通過充分有效的量刑辯護可以有效制約我國“行政審批”化的量刑裁斷方式，以便那些與量刑結果有直接厲害關系的被告人能夠對量刑裁決過程施加有效的影響。作為量刑裁斷的法官，也要更新觀念，重視被告人及辯護人的量刑辯護，保障被告人定罪辯護權與量刑辯護權的充分實現，以體現刑事訴訟程序的公平、公正和公平。

(二)保障辯護權的充分實現

辯護人為了進行有效的辯護，必須得掌握有關案件信息及被告人的相關情況，這就需要通過會與被告人會見交流，查閱案件材料和向有關人員調查取證。然而，由于受一部分辦案人員素質和偵查機關不規范的辦案程序影響，司法實踐中存在大量“三難”問題，嚴重影響辯護律師權利的行使和被告人權益的保障。為此，應當對現行《刑事訴訟法》作出與新《律師法》相對應的修改，保障律師與犯罪嫌疑人不受監聽的會見交流，保障律師能夠及時方便地查閱法律許可的案件材料，保障律師確實能夠行使調查取證權。同時，建議在將來條件成熟時，設立程序性制裁。即對于司法機關侵犯律師、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合法訴訟權利的行為由特定機關經過一種的司法程序宣告其無效，被告人還可以以此作為從輕量刑的辯護情節，以此督促司法機關工作人員依法保障律師、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的合法訴訟權利。

(三)設立相對獨立的量刑辯護程序

正如前面所言，如果沒有相對獨立的量刑辯護程序，被告人及辯護律師在辯護中就陷入“自我困境”當中，無法在選擇無罪辯護之后再向法院提出從輕量刑的主張，這極易削弱無罪推定的效力，降低被告人訴訟地位。設立相對獨立的量刑辯護程序，即對于適用簡易程序的案件和被告人認罪的普通程序案件，將不再以定罪作為庭審的中心，而將被告人的量刑作為庭審審查的焦點;對于被告人作無罪辯護的案件，設立定罪與量刑程序，如果被告人被法庭確定為有罪，由法庭告知其享有量刑辯護的權利，并給其一定的舉證期限，以便被告人及辯護人有充分的時間收集對被告人量刑有利的證據材料。設立相對獨立的量刑辯護程序，可以使被告人在相對獨立的程序中反駁公訴方的量刑建議，并以此制約法官的量刑自由權。

(四)強化裁判文書量刑說理，引導量刑辯護

如果裁判文書不注重被告人及辯護人的量刑辯護意見，不注重量刑說理，那么就極可能打擊辯護人的量刑辯護，對辯護律師的辯護造成誤導。辯護律師會以為法官只注重定罪辯護，而輕視量刑辯護，這樣在以后的辯護中就很可能只注重收集對被告人定罪有用的證據材料，并注重從定罪方面進行辯護，而忽視量刑辯護。在被告人認罪的案件里，只有定罪辯護，而無量刑辯護的辯護顯得毫無意義。筆者認為，為了加強裁判文書的量刑說理，可以考慮將量刑說理部分單例，即用獨立的部分專門展示量刑的證據、事實和理由，以便當事人更清楚了解法官量刑自由裁量的過程，引導辯護律師的量刑辯護，促進審判公開和制約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