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建議權的確定,無論實體還是程序價值如何,最終還是需要通過實踐運用方能體現。量刑建議權在實踐中的作用如下:
首先,建立量刑建議有助于法官作出準確裁量。我國刑法確立的粗放式量刑規則,使各具體罪名的量刑幅度較大,可適用的刑種跨度也較大,以致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行使空間相當大。由于公訴機關更加接近案件的偵查環節,通過對案件進行全面審查,以充實的理由提起公訴,并提出更加契合實際、體現犯罪主客觀相統一的量刑建議,將有助于法官對罪行作出準確裁量,抑制自由裁量權的無度行使。
其次,建立量刑建議有助于提高司法運行效率。公訴機關依法對案件提出的量刑建議,可以讓法官在量刑時有針對性地考慮案件的法定和酌定量刑情節,讓法官可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對定罪和量刑的說理部分的把握上,從而減少法官的工作量,提高司法運行效率。
再次,建立量刑建議權制度,有利于被告人充分行使辯護權。第一,辯護權是刑事訴訟中能夠有效維護被告人的合法權益的特有訴權。在刑事訴訟中,被告人的辯護權包括兩個:是否有罪和應當受到何種處罰。因此,被告人不僅可以就自己是否有罪以及犯何種罪進行辯護,還應在判決之前,對受到何種處罰(包括處罰方式和量刑幅度)具有知情權與辯護權。但以上權利的實現,必須以量刑建議權制度存在,檢察機關可以行使量刑建議權為前提,否則被告人將無法就量刑問題提出自己的意見,只能被動接受法官通過自由裁量得出的量刑結果。這樣不僅剝奪了一審程序中被告人對量刑幅度的辯護權與知情權,而且不能體現量刑結果的客觀公正性。第二,在目前的司法實踐中,被告人在一審判決后不上訴的情況并不多見,除上訴不加刑原則這一原因外,其中重要原因在于被告人對量刑不服:一方面庭審中沒有對量刑展開辯論,被告人的辯護權沒有充分有效行使;另一方面判決書本身在量刑方面缺乏分析論證,“判決意見書”實質上淪為“判決結果書”。“實踐證明,如果檢察機關通過行使量刑建議權,在庭審中對量刑展開辯論,審判機關在判決書中對量刑進行論證分析,不僅能夠使被告人對量刑知其然,而且能知其所以然,相當程度上保證判決效果。這樣既可防止被告人濫用上訴和申訴權利、減少上訴情況,同時也是提高訴訟效率、降低司法成本的另一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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