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舉行的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分組審議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時，一些委員和列席會議的人大代表提出，草案要求起訴狀寫明被告身份證號碼，這會造成立案難。

　　草案規定：起訴狀應當記明當事人的姓名、性別、年齡、民族、職業、工作單位、住所、身份號碼、聯系方式，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名稱、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負責人的姓名、職務、聯系方式等。其中，當事人的身份號碼、聯系方式和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負責人的聯系方式為新增加的內容。

　　草案還規定：上訴狀的內容應當包括當事人的姓名、性別、年齡、民族、職業、工作單位、住所、身份號碼、聯系方式，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名稱、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負責人的姓名、職務、聯系方式。

　　“要求起訴狀、上訴狀寫明被告的身份證號碼、工作單位、職業，這對當事人來說有困難。”嚴以新委員說，要起訴一個人怎么可能知道這個人的身份證號碼呢?如果這樣規定的話，會造成很多民事案件立不了案。

　　嚴以新委員建議，草案可以規定得簡單一點兒，只要有明確的被告就行，在訴訟中法院可以查到對方的身份證號碼。

　　列席會議的全國人大代表劉玲也對起訴狀增加“當事人身份證號碼”這一內容提出不同意見，認為會在實踐中造成立案難。

　　“這與民訴法的方便當事人訴訟原則也是相違的。”作為律師的劉玲代表為了進一步了解該內容在實踐中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常委會期間專門到北京市海淀區公安分局花園路派出所進行調查。當劉玲代表出示律師證及相關調查函要求查詢該轄區內的公民身份信息時，遭到民警的拒絕。民警說要想查詢其他公民的身份信息，如果是當事人的代理律師，除出示律師證、調查函外，還需法院出具證明調查律師是案件的哪方當事人。

　　“這就說明在司法實踐中，律師調取公民身份信息是很難的。” 劉玲代表指出，這次常委會修改的居民身份證法，專門增加了身份信息保密內容，公民很難獲得其他人的身份信息。在現實生活中，公民與公民之間的民商活動，往往是無需提交身份證號碼。在侵權案件中，受害人獲得侵權人的身份信息同樣很難。如果要求起訴狀寫上被告身份證號碼，無疑給原告在訴前造成很大麻煩，且這樣的麻煩其自身無法解決，即使有代理律師也無法解決，最終結果是當事人案件立不了。

　　司法調解必須尊重當事人的意愿

　　在分組審議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時，一些委員提出，民事訴訟中的調解工作，必須是在當事人自愿的前提下啟動。當事人在訴訟中選擇調解還是判決，是其一項基本權利，決不能由法官來取舍。

　　草案規定，當事人起訴到人民法院的民事糾紛，適宜調解的，先行調解。法院對當事人爭議不大的，采取調解等方式及時解決糾紛。

　　任茂東委員建議，對這兩條規定認真斟酌。根據民訴法的規定，法院應當根據自愿和合法的原則進行調解。法院是否進行調解，要看當事人愿意不愿意，而不是說法院認為適宜調解就進行調解。還要特別注意的是，目前我國司法調解工作近年來取得了一定成績，但法官不是人民調解員，在司法實踐中不能用案件調解數量這一指標來簡單地衡量法官的工作實績。草案中的這兩條規定，易使法官強行調解，影響當事人的權益保障，限制當事人的維權方式。

　　呂薇委員也建議，調解要征得雙方當事人同意。現在已經有人民調解法，很多糾紛在到法院之前都可以通過調解程序解決。很多人到法院訴訟，實際上希望得到一個裁決。因此，是否調解應該尊重當事人的意愿。

　　應當允許助理審判員擔任審判長

　　在分組審議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時，金碩仁委員提出，應在民訴法中明確規定，助理審判員也可擔任審判長。#p#分頁標題#e#

　　草案規定：合議庭的審判長由院長或者庭長指定審判員一人擔任，院長或者庭長參加審判的，由院長或者庭長擔任。

　　金碩仁委員建議，將這一規定修改為：合議庭的審判長由院長或者庭長指定審判員或助理審判員一人擔任，院長或者庭長參加審判的，由院長或者庭長擔任。

　　金碩仁委員說，法院尤其是基層法院審判人員中有許多助理審判員，很多情況是助理審判員和人民陪審員共同組成合議庭，并由助理審判員擔任審判長，應在民訴法中對此作出明確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