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

　　總共7章、61條、萬余字的循環經濟法草案，于兩年前被補充列入立法計劃，昨天提請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9次會議審議。與該草案同批次進行審議的還有國家反壟斷法、突發事件應對法等草案。相較而言，由于切中社會熱點問題，民眾對后兩個草案的立法過程始終報以熱烈的關注，對前者的反應則明顯平淡許多。但輿情的淡然絕不等于該法案不重要，仔細琢磨看似“非民生”的循環經濟及其立法意圖，其實大有況味。

　　循環經濟是指在生產、流通和消費等過程中進行的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活動，也就是資源節約和循環利用的總稱。負責向人大進行立法闡釋的人士認為，循環經濟是推進可持續發展戰略的上乘模式，它強調以循環發展模式替代傳統的線性增長模式，表現為“資源－產品－再生資源”和“生產－消費－再循環”。

　　循環經濟是有潛臺詞的，那就是經濟發展對資源越來越深重的壓迫。或者說，它的對立面是建立在高能耗、重污染之上的掠奪型發展模式。我國現處于工業化高速發展階段，能耗物耗過高，資源浪費嚴重，產業前端減量化的潛力較大。因此，循環經濟法草案堅持了減量化優先的原則，這與發達國家發展循環經濟一般側重于廢物再利用是有區別的。簡言之，中國式的循環經濟是要約束對資源的過度消耗，控制環境污染，對在產業鏈中流轉的資源總量進行有效控制。

　　追根溯源，循環經濟存在于官方的經濟思路中已有相當時日，但只是作為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附屬性注釋，還沒能上升到經濟籌劃的戰略層面。為循環經濟立法，將進一步豐富它的內涵，增強其可操作性，有助于扭轉當下盛行的、由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觀。眾所周知，作為此種經濟發展觀的主要特征，對GDP統計總量的片面追逐扭曲了正常的發展思路，造成了能源、土地、環境等被看作是必要的犧牲品。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的矛盾日趨尖銳，幾乎到了不可調和的境地。

　　對GDP的畸形心理形成了同樣變形的政績觀，這種政績觀又強化了對資源與環境的侵害與“清洗”——這方面的論述已如汗牛充棟，無需多說。但有必要警惕的是，如此惡性循環的困局已把此種積弊傳導至經濟發展、政策制定、社會肌體的各個層面，構成經濟與資源間的剛性矛盾，亟需找到破解之道。換句話說，為循環經濟立法就是要確立新型的經濟發展思路，破除現有政績觀的頑疾，消解勢利的政績觀對資源的盲目利用，解除它對環境惡化的持續“脅持”。

　　從政府作為的角度來看，這恰好是為循環經濟立法的目標所在。但依照中國特色的行政風格和權力架構，立法的目標往往形成法案的障礙，更成為它付諸現實之后的險灘畏途。在這一點上，綠色GDP體系的命運可作前車之鑒。綠色GDP試圖改革現行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對環境資源進行核算，從現行GDP中扣除環境資源成本和對環境資源的保護服務費用。也就是說，綠色GDP是要做減法，說得直白點，它是要減少各級政府依靠GDP所支撐的施政成績。這無疑冒犯了太多的禁忌，有些省份直接發出抗議或不合作的威脅。今年初，中國綠色GDP數據難產，該項考核體系快速夭折。雖然不能說綠色GDP統計已盡善盡美，但足見沖擊現有政績觀有多困難，調整它更需付出極大的代價。

　　循環經濟與綠色GDP當然不屬于同個量級的設計，它們有很大不同。循環經濟法草案注重制度建設及可操作性，希望升級既有政績觀，以法的力量推行經濟發展新模式的國家意志，民眾當樂見其成。不過，若要新的政績觀從萌發到主導官方心理，直至滲透進大量經濟政策中，循環經濟將同樣面臨綠色GDP體系曾經承受的壓力，亦即：必定要經歷既得利益的反彈，遭遇利益集團的抗爭過程。盡管可以運用迂回策略，回避很多原本反對綠色GDP的理由，但循環經濟無論如何都繞不開這核心的抵抗力量。如此，只能等待草案通過，再去檢驗它的抗打擊能力。#p#分頁標題#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