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
總共7章、61條、萬余字的循環經濟法草案,于兩年前被補充列入立法計劃,昨天提請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9次會議審議。與該草案同批次進行審議的還有國家反壟斷法、突發事件應對法等草案。相較而言,由于切中社會熱點問題,民眾對后兩個草案的立法過程始終報以熱烈的關注,對前者的反應則明顯平淡許多。但輿情的淡然絕不等于該法案不重要,仔細琢磨看似“非民生”的循環經濟及其立法意圖,其實大有況味。
循環經濟是指在生產、流通和消費等過程中進行的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活動,也就是資源節約和循環利用的總稱。負責向人大進行立法闡釋的人士認為,循環經濟是推進可持續發展戰略的上乘模式,它強調以循環發展模式替代傳統的線性增長模式,表現為“資源-產品-再生資源”和“生產-消費-再循環”。
循環經濟是有潛臺詞的,那就是經濟發展對資源越來越深重的壓迫。或者說,它的對立面是建立在高能耗、重污染之上的掠奪型發展模式。我國現處于工業化高速發展階段,能耗物耗過高,資源浪費嚴重,產業前端減量化的潛力較大。因此,循環經濟法草案堅持了減量化優先的原則,這與發達國家發展循環經濟一般側重于廢物再利用是有區別的。簡言之,中國式的循環經濟是要約束對資源的過度消耗,控制環境污染,對在產業鏈中流轉的資源總量進行有效控制。
追根溯源,循環經濟存在于官方的經濟思路中已有相當時日,但只是作為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附屬性注釋,還沒能上升到經濟籌劃的戰略層面。為循環經濟立法,將進一步豐富它的內涵,增強其可操作性,有助于扭轉當下盛行的、由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觀。眾所周知,作為此種經濟發展觀的主要特征,對GDP統計總量的片面追逐扭曲了正常的發展思路,造成了能源、土地、環境等被看作是必要的犧牲品。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的矛盾日趨尖銳,幾乎到了不可調和的境地。
對GDP的畸形心理形成了同樣變形的政績觀,這種政績觀又強化了對資源與環境的侵害與“清洗”——這方面的論述已如汗牛充棟,無需多說。但有必要警惕的是,如此惡性循環的困局已把此種積弊傳導至經濟發展、政策制定、社會肌體的各個層面,構成經濟與資源間的剛性矛盾,亟需找到破解之道。換句話說,為循環經濟立法就是要確立新型的經濟發展思路,破除現有政績觀的頑疾,消解勢利的政績觀對資源的盲目利用,解除它對環境惡化的持續“脅持”。
從政府作為的角度來看,這恰好是為循環經濟立法的目標所在。但依照中國特色的行政風格和權力架構,立法的目標往往形成法案的障礙,更成為它付諸現實之后的險灘畏途。在這一點上,綠色GDP體系的命運可作前車之鑒。綠色GDP試圖改革現行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對環境資源進行核算,從現行GDP中扣除環境資源成本和對環境資源的保護服務費用。也就是說,綠色GDP是要做減法,說得直白點,它是要減少各級政府依靠GDP所支撐的施政成績。這無疑冒犯了太多的禁忌,有些省份直接發出抗議或不合作的威脅。今年初,中國綠色GDP數據難產,該項考核體系快速夭折。雖然不能說綠色GDP統計已盡善盡美,但足見沖擊現有政績觀有多困難,調整它更需付出極大的代價。
循環經濟與綠色GDP當然不屬于同個量級的設計,它們有很大不同。循環經濟法草案注重制度建設及可操作性,希望升級既有政績觀,以法的力量推行經濟發展新模式的國家意志,民眾當樂見其成。不過,若要新的政績觀從萌發到主導官方心理,直至滲透進大量經濟政策中,循環經濟將同樣面臨綠色GDP體系曾經承受的壓力,亦即:必定要經歷既得利益的反彈,遭遇利益集團的抗爭過程。盡管可以運用迂回策略,回避很多原本反對綠色GDP的理由,但循環經濟無論如何都繞不開這核心的抵抗力量。如此,只能等待草案通過,再去檢驗它的抗打擊能力。#p#分頁標題#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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