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一”國際勞動節前夕，國內不少媒體刊載了這樣一條消息：《勞動合同法》草案因為爭論激烈，其二審從原定的去年8月推遲到12月24日，原定去年底進行三審的時間也一再延后。圍繞該草案爭論的焦點問題是，應該平等保護勞資雙方的合法權益，還是應該傾向于保護處于弱勢一方的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 在這其中，上海某教授提出的一種代表性觀點認為，目前的《勞動合同法》草案只考慮到了勞方的利益?！皩ζ髽I寬進嚴出，摧毀了招聘和解聘制度；對勞動關系進行行政干預，摧毀了人力資源管理制度?！倍虾Ｃ绹虝蚕蛉珖舜蟪Ｎ瘯岢鲆庖娬J為，“草案中嚴格的規定將限制用人單位的靈活性。”說到底，這些意見最要害之處在于：他們認為現行草案妨礙了資方解雇員工的自由。

??? 對于法律專業領域的問題我是外行，但手頭由喬治·斯蒂納等所著的《企業、政府與社會》一書中，關于美國經濟史上涉及到勞動關系合同立法的一些內容或許對我們討論問題有幫助。

??? 書中說，100多年前在美國，幾乎所有的雇員訴雇主的官司都以雇員的失敗而告終。“因為當時最高法院大部分有影響的人都是合同自由學說的信奉者”。這種學說認為，美國憲法第14修正案相關條款規定了工人有隨意退出企業的自由，企業也有隨意解雇工人的自由。從而使雇主與雇員在法律上擁有平等的自由退出權。因此，雇主和工人應在不受政府干預的情況下，對就業合同的各方面進行談判。政府的介入反而是對契約自由的妨礙。但斯蒂納認為，后來，越來越多的人終于認識到，“合同自由學說的一個嚴重缺陷在于，它假定了簽約各方擁有平等的討價還價的權利，但在實際中，雇主都毫無疑問是占據主導的。對于雇主來說，簽約合同的自由就是剝削的自由。雇員可以被任意解雇，而不得不最終接受任何工作環境”，因此，“這種表面的平等背后是實質的不平等”。

??? 書中說，最高法院對雇傭契約公正性考慮最早是1898年。鑒于礦工對勞動條件越來越大的抗議，猶他州通過一個法案，把地下礦場工人勞動時間限定為每天8小時。這一法案被認為因為干預了雇傭契約自由的原則而被最高法院大部分人視為違憲。而此前，確有諸多類似的法案被宣布為違憲而遭撤銷。但這次，布朗法官在研究了有關案件后，首次承認了雇主與雇員之間力量不平衡。在最后的判決書中，寫入了這樣一段話：“業主制定規章制度，而工人實際上是不得已而服從的。在這些情況下，私利心往往是一種危險的支配力，而立法機關可以正當地以其權力介入仲裁……在當事人處于不平等的情況下，或當公共衛生要求訂約的一方必須受到保護免受損害時，盡管訂約雙方均達到成年年齡，并具備了訂約的能力，但這并不等于說政府就喪失了干預能力?！?

??? 此次判決打開了政府干預雇傭關系的大門。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總共通過了涉及勞動合同的約20部聯邦法律，包括對以往法律的修訂”，而“這些法律無一例外地是對雇主的約束”，其中，尤其是“對雇主中止合同的權利加以更多限制”。這樣，“在近70年的時間里，美國建立起了一個廣泛而復雜的規范性結構，以便在公司與雇傭合同中勢單力薄的工人之間起到一個平衡的作用?！?

??? 回顧美國這段勞動合同立法史，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盡管勞動合同法最終目的是為了平衡勞動合同各方關系，但因為勞方與資方本來就處于實質性不平等地位，因此，通過勞動合同方面的立法來平衡勞動關系首先是要保護勞方的權益，使勞方具有與資方對等的討價還價的權利。否則，不平等基礎上的“平等保護”，最后仍然是贏者通吃，從長遠看并不利于建立和諧的勞動關系。對此，我們的政府與社會在制訂和審議符合我國國情的《勞動合同法》過程中也應該有清楚的認識。#p#分頁標題#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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