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一個陽光燦爛的中午，在小區已經干了四年保安的小劉和大楊，收拾起自己簡單的行李，在門口打了個出租車，走了。望著車子在古色古香的街道建筑前絕塵而去，望著門口新保安的陌生面孔，我一肚子的疑問。干得好好的，和小區的居民關系也不錯，現在工作也不好找，為什么要走？

　　天天在門口和保安聊天的古老師悄悄對我說：他們想讓公司在節日加班時按照規定發雙工資，結果才發現幾年來沒有簽訂勞動合同，連社保都沒給他們買。于是，已經比較熟悉城里規矩的小劉和大楊，選擇了申請勞動仲裁，并主動“跳槽”，到了不遠處的另一個小區的物管公司應聘。

　　開始懂得維護自己權益的小劉和大楊并不知道，就在他們“行動”的同時，在同一座城市里，另一項和他們息息相關的法律，也正在走自己的“初生之路”。

　　3月23日，據稱為三審前的最后一次全國范圍的立法座談會在成都舉行。會議上透露的消息是，該草案有望在4月進行三審并通過。

　　這部法律，也是可以用上“步履蹣跚”這樣的字眼。

　　剛剛實施的《物權法》，曾經有過“七上審議臺”的歷史。而有專家說，從某種程度上說，《勞動合同法》是一部比《物權法》引起更多關注的法律。其佐證是，在2005年12月底通過一審之后，2006年3月起《勞動合同法》草案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短短1個月，居然收到意見19萬件，遠遠超過《物權法》草案公開征求意見時1萬多件的反饋。

　　是因為太多的人，把自己的生存乃至幸福，都建立在合法取得勞動報酬上。

　　勞資——這是一對在中國曾經諱莫如深的角色，也是現代傳媒中，經常被小心翼翼地提起的詞。從前幾年總理在春節前夕為民工討要工錢的具體事例，到這幾天多家新聞媒體對肯德基等“洋快餐”企業違規用工問題持續的關注，無不顯示，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是一個看似簡單，實際上卻非常復雜的問題。

　　當初總理為民工要工錢，今天“洋快餐”不按最低工資標準發給計時工資，在社會上都引起了極大的反響，報紙、電視、網絡，一時鋪天蓋地，甚至有人將其定位為一種“公共情緒”的集體抒發，從而引申到“勞資關系的不和諧已經開始嚴重影響到我國社會關系的整體和諧”。

　　據國家有關部門統計，盡管我國有已經實施的《勞動法》，盡管我國有已經比較成熟的勞動爭議仲裁，我國最近幾年的勞動爭議糾紛案件還是以每年20%的增長率在增長。分析這些勞動爭議案件，其爭議事項大多數是和小劉、大楊一樣諸如不發加班費、不發工資、解除合同不按時支付補償金等被人們認為不算大的小事情。

　　也許對于在4月2日臨近還賴著不去申報個稅的年入12萬元的人們來說，以上的都是小事，但對于只能依靠工資生活，只能依靠社會保險保障的普通勞動者而言，一件事情得不到落實，都有可能影響到他們的生存質量，引起他們的生存焦慮，從而引起一種“情緒共振”。群體的價值判斷和公共輿論的重點關注在這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這種“情緒共振”，常常是由某一種因素“引爆”的：

　　“據全球最大的工資信息調查研究機構HayGroup最新發表的研究報告顯示，2007年中國工資上漲幅度將位列全球第一，實際工資增長幅度將超過美國、印度和東歐國家”。——老百姓關心的是“今年能否多收三五斗”，全球第一的虛名如果沒有切實的法律保障，與之何干？

　　“統計顯示，2006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3587元。中西部城市職工工資平均在2000元以下，上海、北京、廣州、深圳可能稍高一點”。——這里的數據顯然并沒有將油電氣和米面蔬菜的漲價計算進去。身處西部，生活便宜的“物美價廉”早已不是可以在親朋中炫耀的資本，房價高企，讀書照例交錢，疾病也不會因為你地處西部而“高抬貴手”，該花的錢，一分也不少。#p#分頁標題#e#

　　小事不小，小事上更應該體現公平，歷來應為政府與立法者孜孜不忘。

　　從三次審議做出的修改中，我們已經看到了一絲曙光。最為關鍵的一條是立法思路的最終確定，會做出怎樣的抉擇：《勞動合同法》應該平等保護勞資雙方的合法權益，還是應該傾向于保護處于弱勢地位的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讓曙光化為彩虹，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華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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