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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波
修改保密法 為政府信息從封閉走向開放做準備
來源:
律霸小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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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2-13
·
4530人看過
從目前來講，制定專門的《政府信息公開法》，仍然需要進一步權衡和考慮。但是，作為一種替代，通過修改《保密法》來保證人民的知情權，卻是一個現實的選擇
一直以來，國家保密局在公眾的視野中似乎很少出現，但這段時間，卻成了許多媒體關注的焦點。
早在今年年初，國務院新聞辦官員就曾透露，《保密法》、《保密法實施辦法》的修改和《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制定都在醞釀之中。而從８月起，因自然災害導致的死亡人員總數及相關資料，不再作為國家秘密事項，國家保密局副局長沈永社說：“保守國家秘密與推進信息公開是相輔相成的。”（《新京報》９月２０日報道）
政府信息化，是政府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方向。一個有效率的政府，就應該是一個能夠與公民一起協作生產的、開放的政府。提到開放，我想起陜西省咸陽市政府最近的一個舉措。他們拆除了政府機關大院的圍墻，撤銷了門衛和傳達室，允許百姓自由出入市政府大樓辦事和上廁所，據說意在打造開放式政府、實行政務公開，以此消除百姓和政府之間的心靈屏障。
當然，比政府拆除圍墻、打開大門更重要的是，政府應該打開“政府信息”的大門，盡可能地消除政府與公眾之間的信息藩籬。而橫在公眾與政府之間的這道“無形勝有形”的圍墻，與國家保密制度滯后和《政府信息公開法》不完善有著密切的關系。在我國，現行的《保密法》在諸如確定密級、解密、泄密處罰、救濟機制等一些重要的制度設置上已遠遠落后于實際發展的需要。一些層層下達，處處宣講，要求人人學習的“中央文件”，不少都是“公開的秘密”。
對于國家機密文件，誰才有權決定是否公開、公開多少以及什么時候公開呢？不應是行政機關，也不應是司法機關，而應是代表人民意志的立法機關，即由立法機關運用立法權，制定《政府信息公開法》和《保密法》。行政機構只是執行者，只擁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然而，現實的情況是，某些行政機關往往把信息公開權看成是由自己行使的權力。
秘密文件過多過濫，不僅增加了保密成本，也使國家保密制度的權威流失，更重要的是，阻礙了政府走向信息公開的道路。筆者認為，一部《保密法》與一部《政府信息公開法》的本質并無兩樣，保密法首先要界定的，不是哪些東西應該保密，而是哪些東西應該公開。從目前來講，制定專門的《政府信息公開法》，仍然需要進一步權衡和考慮，但是，作為一種替代，通過修改《保密法》來保證人民的知情權，是一個現實的選擇。
知情權作為一種政治權利，是公民行使言論、集會、游行、示威、結社、出版等自由和選舉權、監督權等基本權利的基礎。必須認識到，公民的知情權不是洪水猛獸。公開和保密之間應該有清晰的分界，然而，是什么阻礙了分界的確定呢？與其說是技術上不能正確界定保密的范圍，不如說制度和工作作風才是造成大量政府信息不能公開的重要原因。信息作為一種稀缺資源，公開與不公開的背后，其實也存在利益的博弈。所謂修改《保密法》，筆者以為，最根本的就是科學界定公開與保密之間的關系，協調公開和保密之間有可能存在的沖突和矛盾。
一部法律要制定出來，首先就應該掃除障礙，否則寸步難行。如果說《政府信息公開法》是政府信息從封閉走向開放的先鋒和破冰者，那么，現在所做的修改《保密法》的工作，就是為《政府信息公開法》作外部制度上的準備。（蕭坊）
一直以來，國家保密局在公眾的視野中似乎很少出現，但這段時間，卻成了許多媒體關注的焦點。
早在今年年初，國務院新聞辦官員就曾透露，《保密法》、《保密法實施辦法》的修改和《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制定都在醞釀之中。而從８月起，因自然災害導致的死亡人員總數及相關資料，不再作為國家秘密事項，國家保密局副局長沈永社說：“保守國家秘密與推進信息公開是相輔相成的。”（《新京報》９月２０日報道）
政府信息化，是政府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方向。一個有效率的政府，就應該是一個能夠與公民一起協作生產的、開放的政府。提到開放，我想起陜西省咸陽市政府最近的一個舉措。他們拆除了政府機關大院的圍墻，撤銷了門衛和傳達室，允許百姓自由出入市政府大樓辦事和上廁所，據說意在打造開放式政府、實行政務公開，以此消除百姓和政府之間的心靈屏障。
當然，比政府拆除圍墻、打開大門更重要的是，政府應該打開“政府信息”的大門，盡可能地消除政府與公眾之間的信息藩籬。而橫在公眾與政府之間的這道“無形勝有形”的圍墻，與國家保密制度滯后和《政府信息公開法》不完善有著密切的關系。在我國，現行的《保密法》在諸如確定密級、解密、泄密處罰、救濟機制等一些重要的制度設置上已遠遠落后于實際發展的需要。一些層層下達，處處宣講，要求人人學習的“中央文件”，不少都是“公開的秘密”。
對于國家機密文件，誰才有權決定是否公開、公開多少以及什么時候公開呢？不應是行政機關，也不應是司法機關，而應是代表人民意志的立法機關，即由立法機關運用立法權，制定《政府信息公開法》和《保密法》。行政機構只是執行者，只擁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然而，現實的情況是，某些行政機關往往把信息公開權看成是由自己行使的權力。
秘密文件過多過濫，不僅增加了保密成本，也使國家保密制度的權威流失，更重要的是，阻礙了政府走向信息公開的道路。筆者認為，一部《保密法》與一部《政府信息公開法》的本質并無兩樣，保密法首先要界定的，不是哪些東西應該保密，而是哪些東西應該公開。從目前來講，制定專門的《政府信息公開法》，仍然需要進一步權衡和考慮，但是，作為一種替代，通過修改《保密法》來保證人民的知情權，是一個現實的選擇。
知情權作為一種政治權利，是公民行使言論、集會、游行、示威、結社、出版等自由和選舉權、監督權等基本權利的基礎。必須認識到，公民的知情權不是洪水猛獸。公開和保密之間應該有清晰的分界，然而，是什么阻礙了分界的確定呢？與其說是技術上不能正確界定保密的范圍，不如說制度和工作作風才是造成大量政府信息不能公開的重要原因。信息作為一種稀缺資源，公開與不公開的背后，其實也存在利益的博弈。所謂修改《保密法》，筆者以為，最根本的就是科學界定公開與保密之間的關系，協調公開和保密之間有可能存在的沖突和矛盾。
一部法律要制定出來，首先就應該掃除障礙，否則寸步難行。如果說《政府信息公開法》是政府信息從封閉走向開放的先鋒和破冰者，那么，現在所做的修改《保密法》的工作，就是為《政府信息公開法》作外部制度上的準備。（蕭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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