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聯邦法院近日作出暫緩遣返賴昌星的決定，這不由使我們關注起國際司法合作問題。

　　反腐敗的國際合作是多方面的，除了適用國際公約和條約規定的引渡、司法協助等方式之外，還可以采取雙方國家約定的其他法律或非法律的方式，遣返就是一項務實有效的方式。

　　-對賴昌星為什么適用的是非正式的遣返，而不是國際法意義的引渡

　　賴昌星于1999年以“旅游者”身份潛逃到加拿大后，一直試圖申請加拿大難民資格并且提出“政治避難”的請求，但均遭加拿大移民當局和各級法院數次駁回，理由是賴昌星的請求“不可信”，并有足夠理由相信賴昌星犯有“嚴重的非政治性犯罪”，即具有嚴重的經濟刑事罪行，如走私、行賄等，且在加國還有從事地下洗錢活動的行為。因此，對賴昌星在中國構成嚴重的經濟刑事犯罪，加拿大行政司法當局并不持有任何異議，這符合國際法引渡中的“雙重犯罪”原則，即對請求引渡的犯罪嫌疑人，請求國與被請求國法律都認為構成犯罪。這是引渡的前提條件。

　　既然賴昌星的行為符合引渡的前提條件，為什么對他不適用這種國際法意義的引渡程序，而適用難民遣返程序呢？這主要因為，引渡的適用，除了符合“雙重犯罪”原則外，還必須依照雙方國家簽訂的引渡公約、條約或協議才能進行。而我國與加拿大并無引渡條約或協議，雖然國際上存在不以引渡條約或公約為前提的無條件引渡，但只適用劫機、毒品、洗錢等少數國際犯罪，一般犯罪并不在此列。在雙方國家沒有引渡條約的情況下，運用“難民遣返”程序比較務實，易于操作。

　　那么，什么是遣返？“遣返”是一種非正式的國際協助方式，主要用于將難民和非法移民遣送回他們的國籍所屬國；而刑事犯罪外逃人員，多是沒有正當合法永久居留他國的權利和身份，為了取得所謂的居留國身份，往往通過申請難民身份，或者提出所謂的受到國籍所屬國的“政治迫害”，而申請取得合法居留身份。由于遣返的程序類似引渡，因此對于犯罪嫌疑人在適用遣返程序時，許多國家都參照引渡制度的一些原則和做法，但與真正的引渡制度相比，還是有很大的區別的。因為它畢竟不是嚴格意義的國際法律制度，一般情況下，只要證明犯罪嫌疑人不具備合法居留身份及說明其從所屬國非法出境即可，并不要求證明犯罪嫌疑人出逃前在本國所犯的犯罪事實。因此，在目前對犯罪嫌疑人的引渡還存在許多障礙和困難的情況下，采用遣返等非刑事司法協助的措施，是比較務實的。

　　-賴昌星案援用“死刑犯不引渡原則”會不會影響反腐力度

　　引渡是一項重要的國際刑事司法合作制度。引渡制度在長期發展中形成了許多國際公認的引渡基本原則。盡管引渡與遣返，不能相互等同并且有著本質的區別，但對于犯罪嫌疑人在適用遣返程序時，許多國家都參照引渡制度的一些原則和做法，如量刑承諾。我國與美國在遣返余振東的過程中，就適用了引渡制度中的量刑承諾，即我國承諾對余振東的量刑不超過美國對他在美國判決144個月(12年)的有期徒刑。

　　量刑承諾包括不適用死刑的承諾。這是為了避免因適用“死刑犯不引渡原則”而最終導致引渡和遣返不能實現的一項國際法律變通制度。實踐中為了實現對犯罪嫌疑人的引渡或遣返，有就“不判死刑”或“不執行死刑”對外作出承諾的做法和慣例。

　　中國和加拿大兩國自2001年就開始通過外交等途徑談判討論賴昌星遣返回中國審判的“可能性”問題，其中就包括由司法機關作出不適用死刑的承諾。由于死刑的適用屬于人民法院的量刑的范疇，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引渡法》第五十條規定，“對于量刑的承諾，由最高人民法院決定”；“在對被引渡人追究刑事責任時，司法機關應當受所作出的承諾的約束”。因此，法律明確授予最高人民法院在量刑上有最終決定權并且規定司法機關要受到引渡承諾的約束。

　　應當客觀地看待死刑犯不引渡問題：首先，應當正視死刑犯不引渡是經各國認可的一項國際制度，各國一旦簽訂類似的協議，就產生相應的國家責任和國際義務，必須遵守相應的規定；其次，我國的刑事政策歷來是堅持“少殺慎殺”的原則，國際公約也一再強調死刑只適用于手段極其殘忍的暴力犯罪，從近年來我國司法機關的判決情況看，貪污賄賂犯罪等犯罪被判死刑的案件大幅度減少。國家更加重視反腐敗的綜合治理和其他預防與懲治手段的運用；第三，死刑犯不引渡不是一項絕對的制度。引渡是一種發展的制度，如關于恐怖主義犯罪的引渡，現在越來越多的國家考慮更多的是合作，而不是死刑不引渡的問題，在許多國家甚至包括美國對恐怖主義犯罪也是要判處死刑的；第四，如果一味強調反對死刑不引渡條款，不僅不能有效地開展反腐敗國際合作，該引渡或遣返的罪犯引渡或遣返不回來，該追回的資產追不回來，反而會對我國的反腐敗有負面影響。#p#分頁標題#e#

　　目前，我國已經與25個國家簽訂了引渡協議，但多數是我國的周邊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最近，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式批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西班牙王國引渡條約》是我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簽署的首個引渡條約，也是我國第一次作出對被引渡人不判處或不執行死刑的承諾。該引渡條約明確規定：“根據請求方法律，被請求引渡人可能因引渡請求所針對的犯罪被判處死刑，除非請求方作出被請求方認為足夠的保證不判處死刑，或者在判處死刑的情況下不執行死刑，”否則被請求方“應當拒絕引渡”。這一規定和余振東遣返案中我國所履行的量刑承諾，對賴昌星的遣返都有正面和積極的影響。

　　-賴昌星是否被遣返影響追回其非法轉移的資產嗎？

　　對犯罪分子通過洗錢等渠道將犯罪所得或非法資產轉移到境外的，不論犯罪嫌疑人有沒有被引渡或遣返，根據有關國際公約和條約或協定，都可以通過獨立的資產追回程序或司法協助程序予以追回或返還。賴昌星的遣返也是如此。

　　我國與加拿大雖然沒有關于犯罪嫌疑人的引渡條約或協議，但卻有關于贓款贓物處理原則的司法協助條約。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加拿大關于刑事司法協助的條約》第二條規定，司法協助的范圍包括搜查和扣押犯罪所得和涉及贓款贓物及歸還被害人財物的措施；該條約第十七條還特別規定了“贓款贓物”處理原則，規定“被請求方一旦發現前款所述贓款贓物，則應采取其法律所允許的措施對贓款贓物予以凍結、扣押或沒收”、“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被請求方可以根據請求方的請求將上述贓款贓物移交給請求方”。

　　因此，根據我國與相關國家簽訂的刑事司法協助條約，對賴昌星通過非法途徑將犯罪所得或非法資產轉移到加拿大或其他國家，不論賴昌星是否被遣返，我國的司法機關或有關部門在任何時候都可以通過一定的法律途徑予以追回，而不需要以賴昌星是否引渡或遣返作為前提或依據。對于賴昌星在境外以規避法律為目的而擅自處理非法資產的行為，也可以通過司法協助的方式予以追回，據媒體報道，賴昌星以“離婚”的手段將贓款贓物轉移給妻子，這種明顯的規避法律的行為顯然是非法而無效的。

　　在適用獨立的贓款贓物返還程序時，還可參照《聯合國反腐敗公約》規定的“資產追回”程序。

　　總之，對賴昌星的遣返具有深刻的法律內涵。如果賴昌星能夠被成功遣返，將對中國的海外追逃工作具有極大的影響力和震懾力，對我國反腐敗斗爭深入開展也極為有益。陳雷

　　(作者單位：福建省人民檢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