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商業賄賂在一些行業滋生蔓延。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對商業賄賂犯罪的刑事處罰總體卻呈鈍化趨勢，不但執法底線不斷后退導致刑事成案率低，而且適用免刑、緩刑率比例高。分析對商業賄賂犯罪懲治不力的原因，有針對性地尋求對策，是將查辦商業賄賂專項工作引向深入的當務之急。

　　商業賄賂犯罪懲治不力的原因

????第一，立法滯后，法網存在漏洞。在形式上，我國立法對商業賄賂犯罪的懲治是嚴厲的，但實際上，現行立法對商業賄賂犯罪的規制又較寬松，《刑法》關于賄賂罪的入罪條件設置過嚴，入罪門檻高，致使許多應當被認定為犯罪的行為因缺乏規制而逍遙法外。例如，在受賄的對象上，現行立法強調必須是財物，但現階段商業賄賂已從簡單的送金錢、財物發展到外出旅游考察、贊助業內研討會以及安排子女出國，甚至提供性賄賂等形式；又如，《刑法》強調行賄必須出于謀取“不正當利益”之目的，受賄必須建立在“為他人謀利益”的對價基礎上，這就將逢年過節、婚喪嫁娶、生病住院收受禮金、慰問金，企業為融資借貸、溝通產供銷渠道等“正當利益”而送禮的情況，統統可納入到不正之風的“口袋”。如此種種，無疑留下了漏洞。

　　第二，存在“抓大放小”的地方性、部門性政策。一方面是商業賄賂行為不斷蔓延，另一方面是刑罰的底線在一些地方一再退卻：首先表現為立案的數額標準成倍提高。《刑法》明文規定受賄罪的數額起點是5000元，但一些地方執法機關卻制定內部掌握的標準，受賄5萬元以下一般不立案，較司法解釋規定，法網的網眼放大了10倍。其次，行賄受賄的對象作限制。例如不知從何時開始，行賄或者收受的煙酒、衣物等日用品不再計入行賄、受賄數額，即使有證據表明，行為人將收受的煙酒變現獲得數十萬元贓款，至多也就是作為違紀所得沒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性的紅頭文件無意中也為腐敗開綠燈。如學校收受教材供應商的回扣竟有“紅頭文件”為依據。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不把違法當違法，不把犯罪當犯罪”的氛圍。

　　第三，認識上的偏頗。有一種很有代表性的觀點認為，商業賄賂是市場經濟制度不健全、經濟發展到一定時期的必然產物，與轉型社會所產生的“逼良為娼”機制有很大關系，稱“我們不能將制度缺陷所造成的惡果讓一個人來承擔”。甚至還有觀點認為，商業賄賂是搞活經濟的“潤滑劑”。這些觀點的潛臺詞無非認為，商業賄賂是“大環境”使然，作為犯罪處理，多少有不公正之嫌。這些觀點，或多或少地貶低了刑罰在治理商業賄賂中的作用。

　　第四，寬縱“能人”的心理和關系網的影響。商業賄賂犯罪具有行業性突出、隱蔽性強、窩案串案多等特點，行為人身份特殊，社會關系復雜，案件查處的人為干擾比較多。一些牽涉面比較廣的案件，由于害怕“拔出蘿卜帶出泥”，在關系網的作用下，一些與犯罪行為有牽連的人為保全自己會動用某種力量主動說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現象也并非鮮見。

　　第五，自首認定條件放寬。商業賄賂行為大多是在“一對一”的場合發生，手段隱蔽，自首率應遠比一些偶發性的犯罪低。但現實中，商業賄賂犯罪特別是受賄犯罪的自首率非常高，理由大都是“在采取強制措施前”交代了罪行。實際上，大部分案件“在采取強制措施前”，司法機關已經掌握了行為人的犯罪事實，無非在采取強制措施前采取一些變通措施（如口頭傳喚到案），給其一個自首的認定。

　　從嚴懲處商業賄賂犯罪

　　為遏制商業賄賂犯罪猖獗的勢頭，在現階段的刑事政策選擇上，必須堅持對商業賄賂犯罪“從嚴懲處”的基本原則，在這個前提下，寬嚴相濟，區別對待。

　　立法上，降低商業賄賂犯罪的構罪標準。采取定性不定量的立法模式，設定廣泛而細致的規范，壓縮商業賄賂的生存空間。如適當擴大賄賂范圍，如將“財物”擴大到“財產性利益和其他利益”；考慮到商業賄賂行為的隱蔽性以及現實生活中的行受賄的“長期投資性”，應刪除“為他人謀利益”的要件，將隱藏于人情往來中的商業賄賂揭露出來；將行賄罪中的“謀取不正當利益”刪除，提高商業賄賂行為的入罪率。#p#分頁標題#e#

　　程序上，授予偵查機關一些特殊的偵查手段并降低指控的證明要求。商業賄賂更具隱蔽性，案發后難以取證，加之作案手段新型，偵查工作難以突破。根據商業賄賂等腐敗犯罪的特點，擴大偵查機關秘密偵查的權限，如秘密錄音錄像；明確“污點證人”制度或者降低指控的證明要求，制定與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配套的《財產申報法》，實施有限度的舉證責任倒置。

　　司法上，嚴格執法，提高商業賄賂犯罪的查處率。針對一些地方對商業賄賂犯罪的查處失之于寬、失之于軟、隨意性大的現象，必須堅持罪刑法定原則，強調嚴格執法，加強法律監督，將執法執紀依據統一到國家法律層面上來，清理沒有法律依據的為腐敗分子開脫的法外之法，提高商業賄賂案件的查處率，制裁上，對商業賄賂的犯罪者不能法外施恩。商業賄賂犯罪者的刑事責任，必須依據現行刑法的量刑幅度，不能任意降格處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應統一商業賄賂案件中自首、立功和緩刑、免刑的適用條件，糾正目前認定和適用上的過于寬松和混亂。加大財產刑的處理力度，樹立腐敗利益必須被剝奪的觀念，讓行賄和受賄者都在經濟上得不償失。

　　刑事政策上，寬嚴相濟、區別對待。對商業賄賂執法要嚴，但也不是一律“嚴刑峻法”，不應該排斥國家長期以來堅持的、行之有效的其他刑事政策。對一些情節較輕的商業賄賂犯罪，逐步實現刑事責任承擔方法多樣化、輕刑化。但非監禁刑或者緩刑適用后的后續改造措施要落實，同時，適用非監禁刑或者適用緩刑絕對不能降低商業賄賂其他違法成本，如犯罪人人格的否定、應承擔的行政責任以及腐敗利益的徹底追繳仍必須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