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于2007年6月1日實施的新企業破產法無疑將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進一步完善提供重要的法律制度保障。在新的企業破產法中明文規定，由最高人民法院規定指定管理人和確定管理人報酬的辦法，這種由法律直接授權最高人民法院制定規定的做法在我國尚不多見。因此，在日前由商務部條約法律司和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破產法研究中心主辦的“企業破產法國際研討會”上，最高人民法院的聲音尤其吸引媒體的關注。

　　破產法正式實施日：預測將有一萬件左右案件仍在審理程序中

　　“為保證企業破產法在明年6月1日順利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將及時推出審理企業破產案件指定管理人和確定管理人報酬的規定。”這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奚曉明在“企業破產法國際研討會”上透露的。

　　據奚曉明副院長介紹，為了保證企業破產法順利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必須在明年6月1日之前，甚至更早一些時間推出指定管理人和確定管理人報酬的規定。他預測，在企業破產法實施的時候，全國將有10000件左右的案件仍然在審理程序中。由于企業破產法既有程序的規定，又有實體方面的規定，這批案件如何適用新、舊法律，如何做好這批案件在法律適用上的銜接，最高人民法院必須及時作出司法解釋。

　　新的企業破產法在解決法院審理破產案件的程序方面，增加了許多程序性的細化規定，涉及了大量新的法律文書，包括各種各樣的裁定書、決定書，判決書、通知書。奚曉明副院長提到，在企業破產法正式施行之前，必須抓緊制定各類法律文書的樣本，以保持全國各級法院審理破產案件的統一性和規范性。他說，新的企業破產法規定了許多新的制度，要使全國各級法院的法官盡快掌握新法律，需要進行大規模的培訓。

　　奚曉明副院長同時強調，企業破產法作為程序法的特點決定了其應用性極強，對適用法律中存在的難點和爭議，需要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后才能發現。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將加強這方面的調研，適時制定關于企業破產法的系統司法解釋，統一破產案件審理的司法尺度，并推動中國破產法律制度的發展和完善。

　　法院在內各方嘆言：最頭疼的仍是破產企業職工安置問題

　　“目前，如何理解和實施企業破產法，做好配套工作已經成為社會各界強烈關注的焦點和熱點問題。”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書記程天權教授認為，新企業破產法的通過是我國經濟轉軌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重大突破。起草企業破產法的12年歷程，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走向成熟的生動寫照，沒有規則的市場是不可想象的，而新企業破產法正好填補了市場退出機制的法律空白。

　　作為企業破產法起草工作組成員、最高人民法院企業破產法司法解釋起草工作組顧問，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破產法研究中心主任王欣新教授提出，新破產法之所以“新”，就在于立法思想、立法宗旨的創新。他舉例說，比如，把存在行政干預等諸多弊端的清算組制度修改為管理人制度，把舊的行政性整頓制度取消，創設了重整制度。對這些制度的創新與變革，我們只有從立法宗旨的高度去理解，才能夠使它得到順利實施。

　　針對立法宗旨的創新，王欣新教授認為，企業破產法明確了特殊社會調整目標，區別了破產法的直接社會調整作用與間接社會影響之間的關系。明確區分了破產法和勞動法、社會保障法等相關立法之間的不同調整范圍，將不應屬于破產法調整的破產企業職工的救濟安置等社會問題，原則上排除在破產程序之外，這樣就從理論上為破產法的實施掃除了實踐中的一個重大障礙。在新破產法立法思想的指導下，在具體制度中盡力排除了政府的不正當的行政干預。

　　王欣新教授談到，在企業破產法的實施過程中，包括法院在內，最頭疼的問題就是職工的安置問題，這個問題并不因為新破產法的出臺就能得到自然而然的解決。希望將來在新破產法的實施過程中，大家能夠努力呼吁完善對職工權益的保障，完善破產法，完善勞動法，完善社會保障制度。#p#分頁標題#e#

　　案件審判面臨挑戰：擔任破產管理人社會中介機構水平參差不齊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奚曉明坦言，新的企業破產法引進了一些新的制度，這些制度給法院的破產案件審判工作帶來了一些挑戰。比如說“破產管理人制度”，新的企業破產法授權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管理人的指定辦法和確定管理人的報酬，法律通過后經過4個月的緊張工作，感覺仍然面臨許多實際困難。

　　奚曉明副院長提到的挑戰包括，法律規定的準備期過短，只有9個月時間，在辦法制定之后，各級法院還要有一個準備的時間，任務相當艱巨；專業管理人隊伍實際上還沒有形成，沒有專門的資格考試和專業管理，法律規定可以擔任管理人的社會中介機構水平又參差不齊，給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相關辦法造成了一定的困難；我國幅員遼闊地區差異大，經濟發展不平衡，各地區的破產案件數量和中介機構的數量差異比較大，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相關辦法的時候，要盡量考慮該辦法在全國具有普遍的適應性；既要保證法院所指定的管理人具有相應的工作能力，以保證破產順利進行，又要使指定管理人的程序具有公平性。企業破產法建立管理人制度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賦予管理人收取報酬的權利，從而與其所應當承擔的職責相適應，這也是管理人制度能夠吸引專業水準較高的社會中介和人員的基本保障。但相對于現有的中介機構數量，破產清算事務仍然是有限的。不可能所有的社會中介機構都能夠成為人民法院審理企業破產案件指定管理人的人選，這就必然形成法院在編制管理人名冊、指定管理人時相對人的競爭，如何保證這一競爭的公正、公平，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相關辦法的時候必須解決的問題。

　　再比如重整制度，重整為經濟困難但有希望再生的企業擺脫困境恢復生機，并且避免其他經濟組織受到連鎖反應倒閉和職工失業引起社會動蕩提供了機會。1986年破產法只用了6個條文規定和解和整頓制度，與現代意義上的重整制度相去甚遠，在促進企業再生方面難以發揮有效的作用。但最高人民法院仍十分重視利用破產和解機制促成公眾企業的重組，明確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可以受理上市公司的破產申請，但前提是以和解整頓為目的，在金融企業方面也是同樣。在和解案例中，最難解決的就是出資人的股權調整。新的破產法規定了重整的分組表決機制，尤其是出資人表決組的設置，對解決重整企業的資本結構確實有重要意義。但是當出資人表決組不能通過重整計劃草案，需要人民法院強制批準時，如何衡量重整計劃草案對出資人是公平、公正的，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探索，積累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