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上不了北京戶口，患有抑郁癥的父親親手摔死了自己孩子。辯護律師認為，“戶籍制度是釀成這場悲劇的根本原因，請求法院從輕處罰”。

　　一紙戶口簿給社會帶來規范，也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種種不便和不平等，留下了煩惱。

　　為了改變這種狀態，一些地方作出了有益的嘗試。有關人士稱，戶籍制度改革將是一個漸進的和過渡的過程，但戶籍變法勢在必行。

　　8月16日，北京市昌平區人民法院，元旦之夜親手摔死自己親生兒子的劉瑞良，正在接受審判。

　　法官問：“你為什么要殺害兒子？”

　　劉瑞良答：“沒有住房，孩子上不了戶口……我沒有辦法……”他哽咽著，說不出話。

　　平穩住情緒，他繼續說：“我覺得孩子戶口上不了，以后也是個‘黑人’，就會受歧視，沒法上學……我現在很后悔。”

　　據劉瑞良的妻子時秀文說，她自己的戶口在河北涿州，劉瑞良有北京市的集體戶口，夫妻倆希望孩子的戶口能落在北京，以方便孩子日后在北京上學、就業。

　　但北京市的落戶政策規定，父親為本市戶口、母親為外省市戶口的嬰兒(2003年8月7日以后出生)，落戶北京必須有“住房證明”，就是必須擁有北京的房產。“劉瑞良每月工資只有800塊錢，我沒有工作。即使買北京南口鎮最便宜的房子，也得全家不吃不喝15年！”時秀文說，“那天我又跟他為這事吵了起來，他就干出了傻事。”

　　經司法鑒定，劉瑞良患有嚴重的抑郁癥，屬于限制行為能力人。但劉瑞良的辯護律師認為，戶籍制度是釀成這場悲劇的根本原因，請求法院從輕處罰。

　　其實，絕對說是戶籍制度導致這一悲劇的發生，并不妥當，然而，戶籍制度卻是這一事件發生的直接導火索。

　　這項始于1958年的我國為數不多的“長壽”管理制度，一直與每個人上學、就業、婚姻等等密切相關。

　　痛楚之一:教育資源不平衡先看戶口再入學

　　為孩子能上個好學校，各地的家長們在戶口上可沒少動腦筋。

　　8月15日，花10萬元買下北京市東城區東旺胡同23號院的大半個門洞砌成房的王女士，因為把原來的通道變窄了，受到鄰居的指責。

　　記者看到，呈大雜院布局的東城區東旺胡同23號院原有一個大約2米多寬4米多深的門洞，而現在門洞里砌起一道磚墻，只剩下80厘米寬。穿過狹窄的門洞，100平方米不到的院子一共被分割成大大小小10間屋子，有的住著人，有的空著。一位住戶告訴記者，院子被一家中介公司先購買下來，然后轉手賣給了9戶人家。

　　“從中介手中買門洞就是為了讓孩子能上府學胡同小學。”門洞主人王女士說，學校距她買的門洞很近，步行只要四五分鐘時間。

　　路變窄了，鄰居們不高興，但對王女士為了孩子無奈的做法，他們表示“理解”。

　　我國有關“就近入學”的規定源自1986年頒布的義務教育法第九條，在操作中對就近的理解，一般是按戶籍來劃分。

　　“現在一些家長不惜錢財買二手房，為的就是讓孩子上我們的學校。這兩年新學年開學，都會有不少人買二手房遷入我們所轄招生范圍。增加的生源給我們帶來一些困難，因為我們的教學設備和師資數量都是有限的。”北京市朝陽區一知名小學的校長告訴記者。

　　據一位派出所戶籍民警透露，因為他所管的轄區內有一所名校，所以每年都會遇到類似王女士的事件。“居民在這里買了房子，不管大小，按照法律規定就可以把戶口遷到我們這里。可能原來一戶人居住的院子現在變成好幾戶，我們管理起來也很頭痛。”

　　同樣為了入學，同樣選擇了走“戶口捷徑”，河北省涿州市的張娜(化名)付出了巨大的代價。8月16日，在許多同齡人做大學入學準備的時候，她向記者講述了自己的遭遇：

　　我家住在華北油田，和天津毗鄰，因天津高考分數比河北省低100來分，我媽通過關系花費3萬元把我們“落戶”在天津，辦理了“藍印戶口”。#p#分頁標題#e#

　　但是，就快要考試了，我才發現，我的“藍印戶口”是假的。之后，和我有同樣遭遇的一百多人，全部被取消了今年的考試資格。

　　痛楚之二:戶口限制抬高就業門檻變成不良公司發財之路

　　進入中關村高新技術企業一直是不少外地大學生獲取北京市戶口的“捷徑”。不久前，記者就曾收到一個叫賣進京指標的電子郵件。

　　記者按照所留電話打過去，對方自稱姓楊，是北京市某高新技術企業人力資源部工作人員。

　　“我這里有4個指標，一個兩萬五。你如果全要，可以優惠，每個兩萬三。”據楊先生介紹，他們企業每年都有多余的指標，這些指標的價格都是企業內部定的，大部分要上繳單位“小金庫”，他只是賺差價。

　　業內人士透露，由于一些企業利用進京指標“作弊”或“倒賣”，今年中關村進京戶口指標卡得特別嚴，緊俏得“一票難求”。

　　中關村高科技園區管委會人才處負責人透露，今年中關村企業進京指標和去年相比，“縮水”幅度高達四分之三，而且在人才引進程序上也加大了指標審查的力度。

　　痛楚之三:戶口成無形資產帶來種種不平等

　　今年63歲的李殿洲，原籍在黑龍江省雙城市，原本有戶口。但在上世紀70年代初，李殿洲和遷入地村干部的關系沒搞好，1974年全家的口糧被停，戶口遷移證失效，成為非法戶口。

　　此后，他帶著一家6口到北京反映問題，靠撿垃圾為生，一呆就是32年，可戶口問題一直沒解決。

　　如今，他們一家老少3代都沒有戶口和身份證，孩子不能上學也不能參加各級考試；做工只能打零工；兩個女兒“結婚”多年了，可仍是同居，因為沒有戶口不能領結婚證。

　　李殿洲告訴記者，去年8月，他老伴過世，沒戶口不能開死亡證明，所以無法火化。后來，有家報社的記者幫他跑了3天，拿到張居住證明，老伴的后事才算得以繼續辦下去。

　　沒有事到臨頭，戶口的無形價值難以體現。然而，最近發生的幾起“同命不同價”的案例，讓更多的人讀出了戶口中包含的不平等含義。

　　事件之一發生在重慶市。在同一條街，搭乘同一輛三輪車，3名花季少女同遭車禍喪生，3個家庭體味著同樣的悲痛。然而，給其中一名農村戶口的少女的賠償，卻不及她的有城市戶口的同學的一半。

　　另一件發生在北京的王府井。劫殺的哥、連撞9人造成3死6傷案件中，同樣都是死者家屬，被撞死路人的家屬獲得賠償金為45萬余元，而出租車司機的家屬獲得的賠償金卻為23萬余元。理由就是被撞死的路人為城鎮戶口，而出租車司機為農村戶口。

　　實踐探索:戶籍變法勢在必行徹底改革有待時日

　　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星斗認為，不公平的根源并不是戶籍制度，而是戶籍制度后面其他管理問題。雖然戶籍制度已在逐步改革，但在戶籍制度后面的勞動、人事、教育、社會福利等計劃經濟時期產生并遺留下來的社會管理制度仍然存在，它們所形成的分配資源與獲取利益的各種不平等照樣支配著社會的運轉，因此改革戶籍制度還是要著眼于大戶籍改革，關鍵就是要改革戶籍制度背后這些二元制的醫療、教育、財政、金融制度。

　　“如果不從背后的制度逐個改起，希望通過戶口管理制度改革來解決所有問題，是一個無法實現的幻想。”有法律專家指出。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劉鶴表示，戶籍制度改革將是一個漸進的和過渡的過程，不能馬上全部取消。

　　戶籍制度改革是一項長期的系統工程，但是，戶籍變法勢在必行。有專家說。

　　(來源：法制日報，作者：陳琳慧 李松，文章原題為《一紙戶口簿帶來煩惱知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