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自首制度由來已久，據考證自首制度的雛形出現于西周時期。到了秦漢時期，自首被稱為“自出”或者“自告”，這種制度已經逐漸的發展成為了我國古代的重要法律制度之一。后經魏晉南北朝時期取消了“自出”、“自告”的稱謂，改稱為“自首”。自首制度發展至唐代已經日臻成熟，可謂是我國古代自首制度的集大成者。唐律中關于自首的規定相當完備，其對之后各朝代的立法乃至現代的刑事立法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一、唐律中自首的成立條件?
唐律中詳細的規定了自首的成立條件、適用范圍以及處理原則等問題，這種制度本著儒家思想的“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的精神，體現了我國古代刑法中樸素的“寬嚴相濟”思想。唐律對自首犯的處理原則是以免除處罰為主、減輕處罰為補充，但是對極嚴重犯罪不適用自首的規定。

（一）唐律中成立自首的形式條件?
1．自首的前提：《唐律疏議》曰“:諸犯罪未發而自首者，原其罪”。即唐律中規定的自首的前提條件是犯罪未發。所謂犯罪未發也就是說犯罪尚未被發現，犯罪人在官府或者他人尚未發覺其犯罪行為之前，自動向投案的稱為自首。?
2．自首的主體：唐律中有關于“親首”、“代首”、“為首”和“相告言”的規定。所謂“親首”，即犯罪者本人親自向官府交待自己的罪行，又稱為“自言其罪”，此種方式乃自首的主要類型。由犯罪者本人向官府進行自首，一方面體現了犯罪人主觀上的悔過之心，另一方面也減輕了官府的負擔。所謂“代首”，即委托他人代替犯罪者向官府交代犯罪事實的情況。代首的主體可以是接受犯罪者委托的任何人，不論代首者與犯罪者的親疏遠近如何。所謂“為首”，即犯罪者的親屬到官府交代犯罪者犯罪事實的情況。根據唐律的規定，構成“為首”的親屬指的是法律上的“得相容隱者”，即“同居及大功以上親等”、“小功親和緦麻親”，以及主應為主人隱瞞罪行奴仆。依法得相容隱者替罪犯自首，無論罪犯是否知悉，都可認定為自首。[1] “相告言”是指依法得相容隱者向官府告發犯罪人，亦以自首論。可見，自首的主體通常是犯罪者本人，特殊情況下還可以是犯罪者委托的人或者是犯罪人的親屬。?
3．自首的對象：一般應由犯罪人向官府自首，特殊條件下允許犯罪人向被害人自首。“‘諸犯罪欲陳首者，皆經所在官司申碟，軍府之官不得輒受。其謀叛以上及盜者，聽受，即送隨近官司。’也就是說，接受自首的機關為犯罪所在地官府，軍事部門的長官不得接受；但謀叛以及盜等重罪，軍府可接受自首，但須將自首之人盡快移送當地官府”，這是自首的主要對象。但特殊情況下，被害人也能成為自首的對象，這種制度稱為“首露”。所謂“首露”，是指盜取、詐騙犯罪的犯罪人主動向被害人交代并歸還財物的，以自首論。“首露”的動機既可以是犯罪人良心發現也可以是其他動機，在所不論。?

同現代刑法的規定類似，唐律中關于自首的實質條件也是“犯罪人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所謂如實供述，主要包含兩個方面的含義：第一，犯罪人必須接受官府的審判，如果犯罪人自首后逃脫官府的控制，不能認定為自首。第二，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就要求犯罪人要真實地并且徹底地供述自己的罪行。對于自首不實不盡者，不能以自首論。“《唐律》規定‘：對自首不實及不盡者，以不實不盡之罪罪之’。所謂自首不實，是指所犯為重，而以輕罪自首，如強盜得贓，卻自首為竊盜，即使贓物已首盡，但仍以強盜論罪。所謂自首不盡，是指坦白交待不徹底的，如犯贓十五匹，只自首五匹，隱瞞了十匹，即為不盡之罪。”

（三）余罪自首?

除一般自首的規定外，唐律中還有關于“余罪自首”等特殊情況的規定。唐律中的“余罪自首”是指犯罪人在其所犯輕罪被發現后，在交代輕罪的過程中，主動的交代了尚未案發的重罪或者其他余罪的，按照自首進行處理。[3]

二、唐代自首制度對我國刑事立法的啟示? 唐律中關于自首制度的規定極為完備，不僅明確了自首制度的概念而且區分了不同類型的自首種類。通過分析可以看出，唐律中自首制度的規定與現代自首制度的規定極其相似，這體現了唐律中自首制度規定的科學性和前瞻性。雖然唐律中的自首制度由于其時代的局限性還存在著許多不足之處，但其制度當中可借鑒的部分仍然很多。筆者認為，唐律中的“首露”制度，非常值得現行刑事立法所借鑒。首露指的是在盜竊、詐騙犯罪尚未案發之前，犯罪人向被害人交代罪行并歸還財物的行為。現行的刑事立法可以將此制度應用于小額的財產犯罪或部分的親告罪當中。首露制度具有三大優點：第一，首露制度的應用符合現代刑法謙抑的立法精神。對于輕微的財產型刑事犯罪，當犯罪人有所悔改并且積極挽回損失的條件下，可以減輕或免除處罰；第二，首露制度的適用更好地保護了被害人的利益。首露制度強調犯罪人要歸還被害人的財物，這就使得被害人的損失能夠得以補償。第三，首露制度的實施可以避免刑罰改造方法的不足。如果一味的將犯罪人定罪并且處以刑罰處罰，可能會使犯罪人在刑罰執行完畢之后無法回歸社會而造成新的社會問題。首露制度既可以鼓勵犯罪人改過自新，又避免了刑罰方法的不足。?

三、結語? 綜上所述，重視我國的法律傳統，傳承并發揚我國古代的法律制度，對現行立法將具有巨大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