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確把握以危險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罪和交通肇事罪的界限

基本案情：

人民檢察院指控事實2001年3月30日上午7時許，被告人陸某某當班駕駛一輛無人售票公交車，從起點站出發行駛。當車行駛至市區某站時，被告人張某某乘上該車。因張上車后始終站在車前門第一臺階處影響到乘客上車，陸某某叫張往車廂內走，但張未予理睬。當公交車停靠下一站起步后，陸見上車的乘客較多，再次要求張某某往里走，張某某不僅不聽從勸告，反以陸某某出言不遜為由，揮拳毆打正在駕車行駛的陸某某，擊中陸的臉部。陸某某被毆后，置行駛中的車輛于不顧，離開駕駛座位，抬腿踢叫張某某，并動手毆打張，被告人張某某則辱罵陸某某并與陸扭打在一起。這時公交車因無人控制偏離行駛路線，有乘客見公交車前出現車輛、自行車，驚呼“當心，車子!”但為時已晚，公交車接連撞倒一相向行駛的騎自行車者,撞壞一輛出租車，撞毀附近住宅小區的一段圍墻，造成騎自行車的被害人龔某某因嚴重顱腦損傷致中樞神經功能衰竭而當場死亡，撞毀車輛及圍墻造成物損人民幣21288元(其中桑塔納出租車物損人民幣12431元，公交車物損人民幣6037元，圍墻損壞修繕費人民幣2820元)。隨后，被告人陸某某委托在場群眾向公安機關報警投案自首。

法院判決：

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15條、第133條、第67條第1款、第56條第1款的規定，于2001年11月19日判決如下：

陸某某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處有期徒刑8年，剝奪政治權利2年。

被告人張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

—審判決后，二被告不服，向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后認為：原審法院認定上訴人陸某某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張某某犯交通肇事罪的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鑿，適用法律正確，量刑適合，審判程序合法。原判鑒于陸某某有自皆情節，對其依法減輕處罰并無不當，陸上訴要求再予以從輕處罰不予準許;陸某某及其辯護人上訴提出對陸應以交通肇事罪處罰的意見，不予采納。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189條第(1)項的規定，于2002年2月25R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律師解說：

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和上訴法院的判決是正確的。

此案主要涉及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區別。這是司法實踐中經常遇到的問題。交通筆事罪是指行為人違反交通管理法規，因而發生重大事故，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采用與放火、決水、爆炸、投毒等危險性相當的其他危險方法，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毋庸置疑，交通筆事罪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都屬于危害公共安全罪這一類罪。他們侵犯的都是不特定多數人的人身和財產安全。因此，兩罪在侵犯的客體以及客觀行為上具有諸多共同之處，較容易混淆。要正確區分兩罪的界限主要應把握好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交通肇事罪與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最明顯的區別就在于犯罪的主觀方面不同，前者是過失，后者是故意。交通筆事罪是過失犯罪，即行為人對交通事故發生的后果具有過失心理，也就是行為人違反交通規章制度，應當預見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嚴重危害交通安全事故的后果，因疏忽大意而沒有預見，或者已經預見而輕信能夠避免，以致發生嚴重后果。當然，說交通肇事罪是過失罪，并不意味著行為人沒有任何的明知行為。行為人對自己違反交通管理規章一般都是明知的，如酒后駕車，無證駕車等等，但這不是該罪主觀方面的構成要件，關鍵看行為人對行為結果的心理態度。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故意犯罪，即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不特定多數人生命和財產安全的嚴重后果，而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的發生，其中希望是直接故意，放任是間接故意。

第二，兩罪在客觀方面不同。交通肇事罪表現為行為人在交通運輸中違反交通管理法規，發生重大事故，致人重傷、死亡或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用駕車等危險方法危害不特定多數人的人身和財產安全的行為，它既沒有要求行為人必須違反交通管理法規，又沒有要求必須發生致人重傷、死亡或公私財產的重大損失的后果。《刑法》第114條規定：“放火、決水、爆炸、投毒或者以其他危險方法破壞工廠……或者以其他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嚴重后果的，處……’’這就表明，以駕車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可以是行為犯，即尚未造成嚴重后果就構成犯罪，如果造成嚴重后果，則是《刑法》第115條規定的加重處罰標準。而交通肇事罪則是結果犯，即必須發生人員死、傷或財產重大損失才構成犯罪，否則應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門按一般交通事故作出行政處理，或由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賠償裁定。

第三，兩罪構成方面的特殊要求也有差異。由于交通肇事罪是駕車人違反交通管理法規及規章而引發的犯罪，所以其在犯罪構成上有著特別的要求。它要求事故必須是發生在交通道路上，如果事故發生在非交通道路上，即使軋死了人也不構成該罪，如駕駛汽車在家屬區內軋死人，則不能以交通肇事罪定罪，過失的則構成過失致人死亡罪;而以駕車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則無此要求，只要駕車人以駕年的危險方法足以危害不特定多數人的人身和財產的公共安全，即可以構成該罪。另外，以駕車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較多與交通筆事聯系在一起，如駕車人醉酒后在大街上撞了人，此時發生的是肇事行為，如果該行為人繼續駕車橫沖直撞，其后的行為就是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因為其主觀方面發生了變化，由過失轉化到間接故意。如果肇事時撞死了人或造成了財產的重大損失，則該行為人就同時觸犯了交通肇事和以駕車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兩個罪名，應按照數罪并罰的原則進行處罰。

具體到本案，被告人陸某某因與乘客張某某發生爭執，遭到張的毆打，競置正在行駛中的公交車于不顧，離開駕駛室與張某某互毆。該行為一方面固然是一種足以危及公共安全的高度危險方法，但從另一方面看，也可以視為一種嚴重違反交通規則的行為。

所以，給陸某某定罪的關鍵是分析陸某某的主觀心態。應該認為，陸的對事故的主觀心態是間接故意，不是過失。首先，陸某某置公交車正行駛在車來車往、人流不斷的市區道路上于不顧，在沒有采取任何措施的情況下，即離開駕駛室與張某某互毆。任何一個稍有常識的人包括陸某某本人，都應當能夠清楚地頇見到這一行為不可避免地會危及到公共安全。陸作為長期從事駕駛這一具有一定危險性職業的司機，更應對自己行為的后果有認識。因此可以排除陸疏忽大意的可能。其次，就陸在公交車自停靠站起步不久，即離開駕駛室與張某某互毆，車輛從起動到最后撞到圍墻停下來，行駛了約180米，經過時間大約35秒，其間車上乘客對出現的危險情況有驚呼的事實來看，陸某某完全可以自動停止與張斗毆，重返駕駛室有效控制車輛，以避免交通事故的發生或者損失的擴大，但他沒有這么做。在沒有控制車輛的情況下，陸也沒有采取任何措施以保證車輛不危及道路上行人及車輛的公共安全，而且從當時市區道路交通的實際情況來看，陸也缺乏賴以“自信”的任何現實根據和客觀條件。因此也可以排除陸處于過于自信的可能。綜上，陸某某的主觀心態不應是過失，而應是間接故意。因此，對被告人陸某某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是正確的。

被告人張某某，其毆打正在駕駛車輛的陸某某的行為，可以說是一種可能危及公共安全的危險行為，也可以說是一種嚴重違反交通規則的行為。張某某作為乘客應該知道駕駛員在駕駛時的不可侵害性，這是每一個正常人都應該遵守的義務——不干擾、侵犯駕駛員的正常駕駛。張不聽從駕駛員的正當勸告在先，后又以駕駛員陸某某出言不遜為由，揮拳毆打正在駕車行駛中的陸，鍵而與其扭打在一起。被告人張某某違反了其應當遵守的預見義務。但張主觀上并沒有危害公共安全(對已實際發生的危害公共安全的結果而言)的直接或間接故意，所以明顯是一種過失的心態。法院對張某某定交通肇事罪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