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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是一種違法行為，如果情節嚴重，會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構成此罪有兩個前提，首先它存在非法獲取的行為，其次，它獲取的是公民個人信息，這兩者齊備的情況下，才會構成犯罪。下面我們來了解一下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非法怎么界定?

一、公民個人信息的界定

《刑法修正案(七)》第二百五十三條是這樣規定的“國家機關或者金融、電信、交通、教育、醫療等單位的工作人員，違反國家規定，將本單位在履行職責或者提供服務過程中獲得的公民個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給他人，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竊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獲取上述信息，情節嚴重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從該條文的規定看出，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的規定有一個修飾語句，“上述信息”，那么它應當是指國家機關或者金融、電信、交通、教育、醫療等單位的工作人員在履行職責或者提供服務過程中獲得的公民個人信息。但在實踐中除了上述幾類行業所掌握的個人信息外，還有很多包含公民姓名、電話號碼、家庭住址等與公民個人存在關聯并可以識別特定個人的信息，同樣對公民的人身安全、財產安全和個人隱私構成嚴重威脅，如從房地產銷售渠道流出的購房信息、從保險公司流出的客戶信息等等，這些公民個人信息被竊取或者被非法獲取，情節嚴重的也應該構成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因此，筆者認為，只要是竊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情節嚴重的均構成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而不局限于國家機關或者金融、電信、交通、教育、醫療等部門和行業掌握的個人信息。

二、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非法怎么界定?

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是《刑法修正案(七)》中新增設的罪名,按照該修正案第七條之規定:第1款,國家機關或者金融、電信、交通、教育、醫療等單位的工作人員,違反國家規定,將本單位在履行職責或者提供服務過程中獲得的公民個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給他人,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第2款,竊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獲取上述信息,情節嚴重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但對于何謂“公民個人信息”、“非法獲取”、“情節嚴重”等,修正案未予以明確。筆者將對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的概念、犯罪構成、司法實踐中的認定談些看法。

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首先是“非法”。所謂“非法”，一般認為是指沒有法律根據而獲取。但筆者認為，非法應理解為“違反法律法規的禁止性規定”，理由：

1、就法理而言，公民有權實施法律法規并未禁止的任何行為，即便該行為違反公共道德，也不應直接上升到刑罰處罰的高度。

2、就途徑而言，公民獲取他人信息的途徑有很多，并非全部都有成文法上的根據，過度擴大處罰范圍，有使得“非法”這一限制流于空洞之虞。但在現行法律體系下，只要不是利用職務之便，不是捏造事實誹謗他人，沒有超出一般人所能承受的正常限度而嚴重影響他人的平穩生活，就不應認定為犯罪。

3、就規定而言，第1款要求是“違反國家規定”，將第2款中的“非法”理解為“沒有法律根據”，這不符合法條的文義。因為第1款中的機關或單位雖明顯處于強勢地位，卻利用此地位背離職責違背信賴，出售或非法提供個人信息，其處罰限制條件理應不比第2款寬松。

4、就界定而言，若采取該觀點，司法實踐的某些問題也難以界定。例如，在大型招聘場所，招聘單位在活動結束后隨意丟棄應聘人員材料的情況屢見不鮮，某無業人員進入場內將被丟棄的材料收集整理后，大量出賣給某房地產中介公司，顯然，該無業人員的行為并無任何法律依據，是否也應定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呢?

若公民個人信息保護法這一前置法律得以制定，這里的“非法”當然主要是指違反了該法的明文規定。但是，在前置法律缺位以及憲法、民法對個人信息的保護并不十分明確的情況下，事實上，很難區分究竟是并無法律根據還是違反了法律的明文規定，作為次善之策，當下只能是從法益保護的角度去理解：沒有明確的法律根據，且足以危及公民信息安全。同樣，對第1款中的“非法”提供也可作此理解。

其次，基于對“非法”的解釋。“非法獲取”似乎應是一切違反法律法規禁止性規定，取得公民個人信息的行為。對此，刑法僅作了例示性規定。筆者認為，行為手段應與竊取具有大致相同的危害性，因而，除竊取(包括偷拍、秘密錄音、秘密跟蹤調查等)之外，通過騙取、利誘、脅迫、搶奪、搶劫、恐嚇、非法侵入他人計算機系統等法律明文禁止的手段而獲取的，均可視為“非法獲取”。

但值得思考的是第2款中的“非法獲取”是否當然包括“收買”、“收受”他人信息的行為?

思考一：作為“出售”、“非法提供”的對向行為的“收買”、“收受”的性質界定。顯然，“購買”、“收受”行為是第1款中的特殊主體即相關機關或單位的工作人員“出售”、“非法提供”公民個人信息行為的對向行為，有必要明確第1款中為何沒有針對“收買”、“收受”行為的處罰規定。

這實際上涉及對向犯的處理。對向犯是必要共犯的一種形式，是指以存在二人以上相互對向的行為為要件的犯罪，其處罰形式分為三種：

一是雙方的罪名與法定刑相同，如重婚罪;

二是雙方的罪名與法定刑均不同，如行賄罪與受賄罪;

三是只處罰一方的行為，如販賣淫穢物品牟利罪，只處罰販賣者而不處罰收買者。

問題在于，對于第三種類型的對向行為，究竟是由于缺乏明文的處罰規定而不具有可罰性，還是應當然適用總則的共犯規定而具有可罰性呢?從理論上講，這兩種結論均有可能。

對此，形式說(立法者意思說)認為，在具有對向犯性質的a、b兩個行為中，當法律僅將a行為作為犯罪類型加以規定時，當然定型性地預見到了b行為，既然立法者沒有規定處罰行為，就應解釋為立法宗旨是不認為b行為是犯罪。換言之，形式說認為，必要性共犯的不可罰根據在于對向性參與行為所具有的定型性、通常性，因而當參與行為超過通常程度時，便可認定成立共犯。例如，就出售、非法提供公民個人信息罪而言，僅僅是說“賣給我”或“送給我”，這種行為不具有可罰性，但若特別積極地給對方作工作，鼓動對方出售或提供的，就應認定構成教唆犯。盡管形式說被普遍接受，但對于何為不可罰的定型性、通常性參與行為，其界限并不明確。

對此，實質說認為，必要性共犯的不可罰根據在于缺乏違法性或有責性。現在，多數學者主張“實質說與立法者意思說的并用”，認為是否應處罰對向行為，首先要看該對向行為是否超出了定型性、通常性的程度，難以判斷之時，還需結合考慮對向行為的違法性、有責性是否達到了“應受刑罰處罰的程度”。也就是說，關鍵在于該“收買”、“收受”行為是否仍可評價為通常意義上的“收買”、“收受”，若該行為在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的犯罪中不可或缺，與其對向行為互為一體不可分割，形成共犯關系之時，則仍應處罰。

總之，單就第1款的規定而言，通常的“購買”、“收受”行為一般不具有可罰性。

思考二、“非法獲取”行為與“收買”、“收受”行為的關系。按照對向犯的理論，第1款一般并不處罰“收買”、“收受”行為，但并不能由此而得出本條一般并不處罰收買、收受行為的結論，而應根據條文的整體結構來判斷。因為有別于并不處罰收買行為的販賣淫穢物品牟利罪(《刑法》第363條)，本條第2款規定處罰“非法獲取”行為，收買、收受行為仍有可能包括其中。[8]因而有必要探討收買、收受行為的性質。

1、正因為有收買者、收受者存在，才會出現出售、非法提供行為，并且非法獲取個人信息，往往也是為了轉售牟利或者通過提供而獲取其他非財產性利益，故在很多情況下，收買、收受行為是侵犯個人信息犯罪的土壤或誘因;而且，收買、收受行為也不限于從相關機關或單位的工作人員處收買、收受，例如，從電腦黑客手中收買大量公民個人信息的，也有處罰的必要。顯然，直接處罰收買、收受行為(收買者、收受者一般也知道對方是非法出售、非法提供)，可以從源頭上杜絕出售行為、非法提供行為，也利于打擊非法獲取行為，這一點毋庸置疑。

2、僅有處罰的必要顯然不能成為處罰的充分理由，關鍵還在于判斷該行為是否已經具備相當的危害性。作為“非法獲取”的行為手段，第2款例示性地列舉了“竊取”，因而作為“非法獲取”的其他手段，至少應與“竊取”具有相當程度的危害性。至于收買、收受行為是否有此危害性，這一點可以從刑法條文的規定形式中找到答案。例如，第111條規定，“為境外的機構、組織、人員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國家機密或者情報的”;第177條之一第2款規定，“竊取、收買或者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資料的”;第282條規定，“以竊取、刺探、收買方法，非法獲取國家秘密的”;第431條第1款規定，“以竊取、刺探、收買方法，非法獲取軍事秘密的”;第431條第2款規定，“為境外的機構、組織、人員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軍事秘密的”。由此可見，涉及信息、秘密等犯罪的，我國刑法多將“竊取”與“收買”作為行為手段并列規定。這至少表明，立法者對“收買”與“竊取”具有大致相同的危害性持肯定態度。因而，認為第2款中的“非法獲取”包括“收買”行為，具有一定法律根據。

反之，也可看出，立法者并不當然認為“收受”行為與“竊取”行為具有大致相當的危害性。這一點相對容易理解：收買行為多是積極的作為方式，對相對人具有利益誘惑性;而收受行為盡管不排除通過積極勸誘對方而獲取，但更多地是一種消極的不作為方式，其危害性一般低于收買、竊取行為。因此，有必要限制收受行為的人罪，不應將“收受”一律認定為“非法獲取”，只能將其作為“非法提供”的對向行為來處理，只有當行為人實施的“收受”行為超過定型性、通常性，對“非法提供”這一犯罪的完成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時，才可將“收受”行為作為“非法提供”的共犯來處理。

3、雖可以認為“收買”行為危及公民個人信息的安全，屬于第2款的“非法獲取”，只要達到“情節嚴重”，就應予以處罰。但“收買”行為畢竟不同于竊取、搶奪等為法律所明文禁止的手段行為，處罰所有“收買”行為既有過度擴大處罰范圍之虞，在司法實踐中也并不現實(例如，為掌握“銷聲匿跡”的債務人的行蹤，以討還合法債務，債權人從第三者處收買債務人的信息)，而且，例如，私人偵探出售非法獲取的個人信息，我國刑法并不處罰一般主體的出售行為，卻要處罰收買行為，這之間也存在不均衡。因此，筆者認為，雖同樣是要求“隋節嚴重”，但應區別對待，“收買”行為的入罪標準應更加嚴格。

另外，若收買人與符合第1款中的特殊主體要件的出售人就買賣信息達成一定默契，相互分工協作，通過支付一定對價而利用對方去非法獲取個人信息，共同完成侵犯公民信息的犯罪，能認定為共犯甚至是間接正犯之時，當然并非不能適用第1款。然而，既然可直接將“收買”行為認定為第2款的實行行為，且第1款與第2款在法定刑上完全相同，則直接適用第2款即可。

也就是說，任何人獲取個人信息，侵犯公民的合法權益，情節嚴重都可以構成犯罪。針對公民個人信息的犯罪近年來層出不窮，個人在日常生活中也要注意保護好個人信息，以防信息遭到泄露，使財產受到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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