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完善責任方式。除完全排除侵害外,還應通過立法確立“部分排除侵害”、“代替排除侵害的賠償”等過渡性質的責任制度,以便法院或執法機關通過對有關利益的比較權衡而對各種排除侵害的方式加以靈活運用,從而更好地兼顧各方利益。
二、是借鑒責任保險與損害補償基金制度。環境污染侵權往往具有社會性,其受害地域廣闊、受害人數眾多、賠償數額巨大,加害者一般都難以承受。對此,許多國家為確保受害人得到充分的賠償,都對從事有高度風險的企業進行強制性責任保險。這樣,因環境污染侵權而致賠償責任時,就可通過保險的渠道將巨額的賠償金分散于社會,從而實現損害賠償的社會化。這既保障了企業的生產經營安全,又有利于對受害人的及時救濟。為此,我國也應建立環境污染侵權損害賠償的責任保險機制,對有高度污染危險的企業,實行強制性責任保險。
三、是適當擴大賠償范圍。環境污染侵權具有潛伏性與滯后性,受害人在遭受損害的早期,其損害往往顯露不完全,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損害會逐漸顯露。對于這種潛在損害,也應予以賠償。同時,鑒于環境污染侵權對于人的精神狀態、健康狀況、生活條件等皆有較大影響,甚至還可通過遺傳因素危及后代,因此,增加規定環境污染侵權精神損害賠償是必要的。
四、是細化因果關系推定規則。鑒于環境污染侵權因果關系的復雜性,除了規定侵權人對行為與損害結果不存在因果關系負舉證責任外,還應在沒有環境侵權行為與損害事實存在因果關系的直接證據時,對因果關系推定做一定的限制。如果環境侵權行為先于損害事實存在,且危害的嚴重程度與污染物排放的數量與濃度在統計上呈正相關關系,統計結果與實驗和醫學上的結論也不矛盾,被告又不能證明損害事實非由其環境侵權行為所致,即可推定環境侵權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存在因果關系。
五、是排除以“違法性”作為環境污染侵權民事責任的前提。是否以“違法性”作為環境侵權損害賠償的要件,在民法通則和環境單行法中規定不一致,這給審判工作帶來了困難。理論上認為,符合公法的行為不一定免除私法責任。比如,企業執行污染物排放標準,沒有超標排放,但仍可能導致某些損害結果發生。這時,如果不追究企業的侵權責任,就不利于保護受害者的合法權益。因此,立法上應排除以違法性作為環境污染侵權民事責任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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