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國侵權死亡案件中的受害人與請求權人

（一）死者在侵權死亡案件中的地位

在侵權死亡案件中,某人生命權被剝奪,其無疑是直接的和最大的受害人。但是,也就是他（她）生命被剝奪的同時,作為民事主體的資格也就喪失:他（她）不再是民事主體或者說不再是被民法承認的人。死者不再是民法上的人,當然就不可能再享有民法上的權利和承擔民法上的義務。受害人（死者）因為喪失生命而遭受的精神損害是無法救濟的,也是無法由他人繼承的。賠償對于死者本身已經沒有意義,也不存在可以繼承或代位行使的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1]在侵權死亡案件中,就死亡而產生的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而言,死者無任何法律上的主體地位。其死亡,不過是引起下面將要討論的近親屬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的一個法律事實。

（二）作為請求權人的近親屬

1.近親屬享有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的法律基礎

法釋〔2003〕20號第18條第1款似乎將侵權死亡案件中的精神損害賠償（撫慰）金請求權賦予死者的近親屬。大體而言,這樣的規定是妥當的。受害死者的近親屬之所以應當享有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是因為親人的受害死亡給他們帶來了精神痛苦,他們經歷了人生中親人生離死別這一最大的痛苦。這種精神損害賠償（撫慰）金的請求權是他們自身受害而應當享有的權利,而不是依賴他人權利受害而繼承的一種損害賠償請求權。近親屬遭受的損害是自己的精神損害,即失去親人的痛苦。法律設定這一精神損害賠償制度,救濟的也是近親屬的人格或精神利益。

2.近親屬共享的請求權

在我國,近親屬是一個由司法解釋確認的概念,也是一個外延很寬泛的概念:配偶、父母、子女為近親屬,孫子女、外孫子女以及祖父母、外祖父母也屬于近親屬的范疇。[2]

在侵權死亡的案件中,如此多的近親屬人員,是分別享有自己的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還是共享一個統一的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呢？每個人的人格都是獨立的,每個人的精神利益也是相對獨立的,從這個角度來看似乎每一個近親屬都應享有此等分別的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但是,如果從案件的整體性來考慮,從加害人的賠償義務來考慮,似乎將此等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界定為一個由近親屬共享的請求權為宜:由近親屬共享一個統一的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對于案件的處理較為方便,對于加害人而言,其賠償義務也相對確定,不會因為近親屬人數的不同而導致精神損害賠償數額的巨大差別。基于這樣的認識,我們認為:（1）在侵權死亡的案件中,近親屬應當作為一個整體主張統一的精神損害賠償；（2）原則上,不因為近親屬人數多寡而影響一個案件中的精神損害賠償數額。

3.精神損害賠償金在近親屬中的分配

在侵權死亡案件中,近親屬獲得的精神損害賠償金如何分配,法律和司法解釋并沒有做出規定。我們認為以下規則可供參考:（1）近親屬協議分配。這體現了民法的自愿原則,如果近親屬能夠對此進行協商達成分配協議,則應聽任意思自治,無需運用公權力加以干預。（2）配偶和親等較近者優先。在近親屬中如果存在配偶和不同親等的人,配偶和與死者親等較近者獲得精神損害賠償金,與死者親等較遠者不獲得精神損害賠償金。換言之,配偶、子女、父母獲得精神損害賠償金,祖父母、外祖父母和兄弟姐妹不獲得精神損害賠償金。[3]

（三）在近親屬之外

1.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員”

我國現行制度一方面將此等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的主體規定為范圍甚廣的“近親屬”,導致請求權的行使與賠償金的分配產生困難。另一方面,它又排除了近親屬之外的任何人包括與死者生前長期固定共同生活的人之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在今天的社會生活中,對于“近親屬”的概念和范圍似乎不宜過分僵化地理解,與死者生前長期固定共同生活的人盡管不是法律規定的“配偶”或者父母、子女（或養父母、養子女）等,但是在事實上,他們形成了與死者十分密切的共同生活關系和精神依賴關系,似可以認定為死者生前的共同生活成員、家庭成員,進而擴展解釋為“近親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