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末以來，在我國學術界，關于精神損害及其賠償問題，學者們寫了大量的文章，但其探討一般僅限于民事訴訟領域，而對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是否應當確立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如果應當確立，則具體上應如何操作等問題，問津的學者卻很少。另外，今年3月10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中也未涉及這方面的問題。而在司法實踐中，由犯罪行為引起的精神損害確實客觀存在，但相關法律內容上的欠缺，導致對此類問題的處斷無法可依。所以我認為有必要談談自己對此的一些看法。一精神損害及賠償涵義的再釋關于精神損害的涵義，國內外眾說紛紜。《牛津法律大辭典》將精神損害定義為“不僅僅是一種驚嚇，而且是一種可辨認的身體或精神上的損害，它不是由身體撞擊而引起的，而是其所見、所聞或其他經歷通過大腦而產生。”我國學術界對于精神損害的涵義主要有三種觀點：一是精神損害是對被害人的姓名！名稱！肖像！榮譽！名譽等人格權的不法侵害而造成的非財產性損害。如有的學者認為“精神損害是指侵犯人身權益對自然人的姓名！肖像！名譽和法人等組織的名稱！名譽和榮譽！商業秘密的正常存在狀態的破壞事實，以及由此進一步造成對自然人和法人等組織的內在精神利益正常進行狀態的破壞事實。”二是在第一種觀點的基礎上，將精神損害由非財產性損害擴大到間接物質損失，乃至直接物質損失。如有的學者主張“……有時精神權益被侵害只會出現精神損失；有時精神侵害卻會產生精神損失和財產損失兩種后果。”還有的學者認為“精神利益的損害在客觀上表現為三種形式：一種是為恢復權利而支付的直接財產損失……二種是財產利益的損失即間接的財產損失……三種是純粹精神利益的損失……”。三是認為對于精神所受到的傷害應稱為“精神損失”而不是“精神損害”。如有的學者在文章中這樣寫道“刑事案件中的精神損失是指被告人的犯罪行為侵犯了被害人的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造成被害人名譽上！人格上的貶低和損害。”對于第一種觀點，我認為有兩點值得探討。首先，將精神損害的范圍僅僅限定于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和榮譽權過于狹窄。因為民法上的人格權是指與權利人的人身和人格尊嚴密不可分的民事權利，其范圍應包括生命權！健康權！人身自由權！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和榮譽權。最高法院的最新解釋中也肯定了這一點。其次名稱權等是法人所享有的人格權，將它列入精神損害賠償的范圍，則是主張法人也可以成為精神損害的受害人。這也是許多學者所主張的觀點。但我們知道法人是法律上擬制的人格，是以社會組織的形式存在的，與自然人主要區別在于它沒有生命，沒有肉體，所以自然也沒有精神，更談不上精神上遭受損害。而且，最高法院的最新解釋第五條中明確指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以人格權利遭受侵害為由，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賠償精神損害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由此可見，我國從立法上巳否認了法人作為精神損害賠償的主體資格，所以，精神損害的受害人應僅限于自然人。第二種觀點，則是對法律所規定的物質損失范圍的不正確理解。侵權人由于其違法犯罪行為而侵犯了公民的人格權，其產生的法律后果一方面可能造成被害人物質上遭受損失，另一方面可能使被害人精神上遭受損害。這里的“物質損失”，根據有關的法律法規，一般包括醫療費！生活費等直接物質損失和誤工費等間接物質損失，它們是由侵權行為所引起的財產損失，而不是精神損害的后果。另外，新近實行的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的第八條第二款將精神損害賠償的范圍僅限于撫慰金。所以，精神損害只應界定為是非財產性的損害，而不包括財產上的損失。第三種觀點用“精神損失”替代“精神損害”，屬于概念上的混淆。“損失”是一個財產性質的概念，可以用于“物質損失”！“財產損失”等法律用語中，而精神受到的傷害是一種非財產性的損害，因此使用“精神損害”一詞更為恰當，而不應說是“精神損失”。而且最高法院的最新解釋中通篇使用的都是“精神損害”，也表明立法上對于“精神損害”一詞的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