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聘請辯護律師的時間節(jié)點

《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規(guī)定：“犯罪嫌疑人自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有權委托辯護人;在偵查期間，只能委托律師作為辯護人。被告人有權隨時委托辯護人。”據(jù)此，當事人在接受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被采取拘傳、取保候審、監(jiān)視居住、拘留、逮捕等強制措施時起，即有權委托刑事律師擔任自己的辯護人。

雖然當事人有權委托辯護律師，但當事人是否有必要在第一時間聘請律師作辯護人呢?對于這個問題，我所王*僧律師專門撰寫了《刑事案件，律師介入宜早不宜遲》一文進行了詳細的論述，因此本文不再贅述，只須再強調刑事案件牽涉當事人的人身自由和財產(chǎn)權利，將希望寄托在“運氣”上顯然是對當事人命運毫無勝算的“豪賭”。

二、誰能在當事人被羈押的情況下為其聘請辯護律師?

當事人在涉嫌犯罪被偵查機關采取拘留等強制措施的時候，當事人由于失去了人身自由而無法聘請律師，只能依靠在外面的親友來為其物色辯護律師。

《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第三款規(guī)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也可以由其監(jiān)護人、近親屬代為委托辯護人。”換言之，只有當事人的監(jiān)護人或者近親屬才能為當事人委托辯護律師。也正是基于此，每次我們接受客戶的初次咨詢時都會核實咨詢者的身份，了解其與當事人的關系，向其說明只有當事人的近親屬(或者限制責任人的監(jiān)護人)才能為當事人聘請辯護律師。

在人員流動加劇的今天，當事人往往孤身在外打工謀生，往往也因此導致當事人無法及時獲得專業(yè)刑事律師的幫助，這一點也是困擾法律人的一個實務問題。

三、關于會見頻率的問題

家屬出于對當事人的關心往往會希望律師盡可能多地會見當事人，但事實上律師是視案情進展、根據(jù)案件需要前往看守所進行會見的，因此會見的次數(shù)并不是越多越好。如果當事人委托的是專業(yè)的刑事辯護律師，律師在每次會見之前都會有詳細的會見提綱，在會見過程中會與當事人進行詳盡的溝通，每次會見的時間往往都是一至三個小時左右，根據(jù)溝通的需要而變化。因此就一般的刑事案件而言，如果律師從偵查階段即開始介入案件，從介入案件至一審或二審結束，律師根據(jù)辦案的需要前往看守所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般不需要超過10次。對于特別復雜重大案件，會見的次數(shù)會根據(jù)案情的變化而有所增加。

律師如果是在當事人剛被刑拘即介入案件，律師此時前往看守所會見當事人的主要任務是告知當事人其所擁有的訴訟權利，跟當事人了解案件情況，向當事人解釋其目前涉嫌罪名，向當事人介紹訴訟程序，向當事人預判案情大體會如何變化發(fā)展。

當偵查機關向人民檢察院呈請批準逮捕當事人時，律師會根據(jù)與當事人會見時了解到的基本案件事實，結合律師在外面調查了解到的情況，向人民檢察院的偵查監(jiān)督部門出具意見書，為人民檢察院提供另一個角度的聲音，推動人民檢察院作出不予批準逮捕的決定，為當事人獲得取保候審甚至無罪釋放打下基礎。

在審查起訴階段，律師首先會從人民檢察院查閱、復制案卷，律師在詳細地閱卷之后會形成基本的辯護思路，此時再去會見當事人就辯護方案進行詳細溝通顯然更有效率。在開庭前，律師亦會前往看守所告知被告人庭審程序及注意事項等。

實務中，不少家屬會要求律師常去會見，但對一名專業(yè)的刑事律師而言，會見的主要作用是為了對案情進行溝通和，對辯護方案進行充分的交流與解釋。因此在一定次數(shù)的會見后，即便再次前往看守所進行會見，也無法獲得新信息。因此，非必要的會見往往是律師出于對當事人的關心而主動前往，或者是應家屬另外支付律師會見費用的要求。

四、關于會見筆錄及卷宗材料等案件資料

律師前往看守所會見，將會根據(jù)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溝通的情況，制作《會見筆錄》。筆錄中將載明犯罪嫌疑人就案件情況的陳述以及律師對此的解釋等。根據(jù)相關法律規(guī)定，由于《會見筆錄》涉及案情，律師是不能將《會見筆錄》提供給家屬的，以免出現(xiàn)串供、作偽證等情況。但是實務中，少數(shù)律師基于對委托家屬負責的心理，會將《會見筆錄》提供給家屬，律師這種將自己置于一個執(zhí)業(yè)風險的行為是對當事人家屬的信任，當事人家屬如果處理不當不僅會影響到律師，同時亦會影響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案件處理。

同理，律師在進入審查起訴階段閱卷后獲得的案卷材料，考慮到案件尚未審結，卷宗材料屬于國家秘密，此時律師若將材料泄露給家屬，將可能面臨行政處罰和刑事責任。故我們認為，家屬應對上述情況有充分了解，了解如何行動才能最大程度維持當事人，從而積極配合辯護律師的工作。至于律師能否將復制的案卷材料帶入看守所交當事人閱讀，雖然刑事訴訟法允許案件在進入審查起訴階段之后律師能夠與當事人核實證據(jù)，但這個“核實證據(jù)”到底是否包括將案卷交當事人閱讀仍存在較大爭議。在現(xiàn)階段，為了保證當事人的利益不因會見時的瑕疵而受損，律師的確不方便將復制的案卷帶入看守所，而以轉述、詢問的方式核實證據(jù)更為穩(wěn)妥。

五、律師不能私自接案，需律師事務所指派

《律師執(zhí)業(yè)管理辦法》第二十六條的規(guī)定：“律師承辦業(yè)務，應當由律師事務所統(tǒng)一接受委托，與委托人簽訂書面委托合同，并服從律師事務所對受理業(yè)務進行的利益沖突審查及其決定。”換言之，律師接受當事人的委托，應通過律師事務所指派，律師不能私下接受當事人的委托，私下收費。

對當事人家屬而言，尤其需要警惕那些私下收案，不開發(fā)票的“律師”。因為這種類型的律師往往唯利是圖，為了個人利益敢于違反法規(guī)的直接規(guī)定，其專業(yè)素養(yǎng)和人品均值得質疑，在案件辦理的關鍵時刻難保不會“掉鏈子”。

六、律師不能為家屬“搞關系”

在刑事案件中，有少數(shù)家屬希望律師通過“關系”，以獲得較好的結果。但對于一些作無罪辯護、需要激烈抗辯的案件而言，已作出批準逮捕決定的檢察院不可能接受無罪的結果，而且檢察院又承擔了反貪污賄賂的職責，故此時“搞關系”反而會正中控方下懷，讓控方抓到家屬的“把柄”，反而對當事人案件的辯護極為不利。當事人家屬必須要清楚，刑事辯護工作堅實的后盾是律師的專業(yè)與盡職，真實關系過硬的律師往往低調，而一味吹噓自己有關系的律師大多是既無關系而又欠缺專業(yè)實力的騙子，相信這類“關系律師”只會會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

七、當事人預期與辯護律師最大程度維護當事人利益之間的沖突

辯護律師的職責，是最大程度地維護當事人利益，而這個最大程度是以證據(jù)、法律為基礎的。換言之，辯護律師的辯護觀點要圍繞著證據(jù)和法律展開，不能脫離實際。事實上，也只有圍繞著證據(jù)和法律來提出辯護意見，辯護律師提出的無罪、罪輕辯護觀點才能被法院所接受，才能為當事人爭取到最大的利益。

而當事人及其家屬作為法律后果的最終承擔者，往往是以情感出發(fā)，有意無意地忽略了證據(jù)和法律規(guī)定，而希望律師能夠追求到“無罪”的結果，但是這種從情感角度出發(fā)的案件預期脫離了實際，往往難以得到法院的采納和認可。事實上，在當事人預期完全不切實際的時候，任何律師都無法實際。

八、刑事律師服務收費與案件結果

在中國當前的社會環(huán)境下，在當事人的價值觀念中，律師費是對“案件結果”的報酬，而不是律師服務的“對價”。換言之，當事人認為自己之所以付費是因為律師能夠幫助自己實現(xiàn)預期的案件效果，而不是因為律師在案件辦理過程中提供了大量法律服務。但是這種觀念并不正確，一方面忽略了法律服務的商品屬性，另一方面也無視了律師的教育成本和執(zhí)業(yè)成本。

律師服務收費與案件結果之間的緊張關系在刑事案件中尤為明顯，當事人希望將律師收費與案件結果掛鉤更是違背了相關法律的規(guī)定。國家發(fā)改委、司法部制定的《律師服務收費管理辦法》中,對律師代理各種案件的收費標準以及風險代理的范圍、收費限額等都有著明確規(guī)定，其中第十二條規(guī)定：“禁止刑事訴訟案件、行政訴訟案件、國家賠償案件以及群體性訴訟案件實行風險代理收費”。即使是2015年《國家發(fā)展改革委關于放開部分服務價格意見的通知》放開了大部分法律服務價格的控制，但刑事案件仍然禁止風險收費。

因此，在相關文件明確規(guī)定的情況下，當事人及其家屬仍然強調律師收費與案件結果掛鉤，事實上將當事人的行為、過錯轉嫁到律師頭上，不僅是對專業(yè)刑事律師提供的法律服務的不尊重，更是一種違法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