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部法律頒發后，若國家立法機關根據我國實際，決定其已經不再適用，會做出進行修改的決定。我國在2015年頒發了刑法修正案九，此項修改后的法規1變化也是較大的，其中較為突出的是對行賄罪的變更，你是否知道刑法修正案九對行賄罪的修改內容有哪些?

一、行賄罪立法修改的背景與目的

賄賂犯罪中，行賄與受賄既具有對合性，又存在互動性。受賄犯罪率居高不下，與行賄活動猖獗是密不可分的。從司法實踐看，相關調查統計的數據表明，對于行賄犯罪不僅刑事追訴率低，而且對行賄人的量刑亦明顯偏輕。有鑒于此，加大對行賄犯罪的懲處以遏制腐敗的呼聲越來越高。關于刑法修正案(九)的說明中就明確指出：按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加強反腐敗工作，完善懲治腐敗法律規定的要求，為加大懲處腐敗犯罪的力度，需要進一步完善刑法的相關規定，為懲腐肅貪提供法律支持。此可謂行賄罪立法修改目的之官方權威回應。

二、對行賄罪立法修改的解讀

1、增設罰金刑使刑罰配置更完善

現行刑法對行賄罪并未規定罰金刑，罰金刑作為我國附加刑的一種，其本質就是通過剝奪犯罪分子的金錢，使其受到財產上的懲罰。從犯罪預防的角度，罰金刑對于貪利型犯罪無論從特殊預防還是一般預防的角度來說，均能起到重大作用，而行賄則是一種典型的貪利犯罪。縱觀世界各主要國家的刑法，如法國、德國、俄羅斯等均普遍規定了對行賄罪的罰金刑，尤其在歐美國家，行賄罪的罰金刑適用率達到了將近百分之八十。

刑法修正案(九)對行賄罪增設罰金刑，不僅是順應世界反腐犯罪刑罰發展趨勢，完善了行賄罪的刑罰配置，而且消除了行賄犯罪情節特別嚴重時直接并處沒收財產這一規定的突兀感，使得行賄罪附加刑種的銜接更加有序、合理。此次刑法修正案(九)在行賄罪中增設罰金刑，給人的直觀感受是加大了對行賄行為的懲處力度，但筆者以為，增設罰金刑的最大意義在于通過合理配置財產刑，與自由刑實現了更好地互補，從而可以達到更好的刑罰效果。

2、嚴格從寬處罰情節的適用條件

現行刑法對行賄罪規定了從寬處罰的條件，即刑法第三百九十條第二款規定的“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行賄行為的，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出于刑事偵查及側重打擊受賄犯罪等因素考慮，前述規定具有特定價值，但由于該規定的內容過于原則性，司法實踐中濫用從寬處罰規定的情況較多，致使對行賄犯罪打擊不力。

刑法修正案(九)對行賄罪從寬處罰規定的修改正是對上述問題的積極回應。從立法修改的內容來看，對于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行賄行為的，將從寬的幅度由原來的“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限縮為“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同時進一步嚴格控制免除處罰的適用。應當說，刑法修正案(九)對行賄罪從寬處罰規定的修改，其初衷值得肯定，方向也是正確的，但在修改內容上仍值得商榷。

三、對行賄罪新規的思考與建議

1、關于罰金刑

刑法修正案(九)對行賄罪增設的罰金刑采用了強制并處式與無限額罰金制。無限額罰金制看似在司法實踐中可以更加靈活，但進一步斟酌該規定，仍會發現存有弊端。

首先，無限額罰金制不利于貫徹罪刑法定原則。根據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刑法規定應當具備明確性的特點。但由于無限額罰金制對于罰金刑沒有“量”上的限制，導致罰金刑的確定仍存有不明確性，從而不利于貫徹罪刑法定原則。

其次，無限額罰金制有違刑法謙抑性原則。刑法謙抑性原則要求刑罰應當具有一定限度，防止出現“刑罰過剩”的現象。盡管我國刑法第五十二條及相關司法解釋對罰金刑的裁量做出了一定限制與規范，但在無限額罰金制情況下，司法裁量中仍容易出現罰金數額與行為社會危害性不相稱的情形，甚至有可能出現罰金刑濫用的危險。

最后，從法律可預測性的角度而言，由于無限額罰金制對于罰金數額的確定不夠明確，因此國民無從得知犯罪行為所帶來的具體刑罰后果是什么，從而不利于實現刑罰的一般預防。

有鑒于此，筆者建議對行賄罪的罰金刑應規定采取倍比罰金制，此制度既可以確保法的穩定性、明確性，在實踐中也簡便易行，便于司法統一。具體而言，即以行賄數額為基數，將罰金數額規定為行賄數額的數倍。當然，也有人提出應以行賄人已獲得的不正當利益或者即將獲得的不正當利益為基數來計算罰金數額，但由于行賄人獲取的不正當利益往往無法以金錢來衡量，故此種提議在司法實踐中將缺乏可操作性。

2、關于特別自首

刑法第三百九十條第二款規定的行賄罪從寬處罰情節因在成立條件上符合刑法總則規定的自首制度的本質特征，但在從寬處罰的幅度上又大于普通自首制度，故被稱之為特別自首。

通過對比修改前后的法律條文發現，行賄罪特別自首的規定主要進行了兩個方面的修改：一是對于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行賄行為的，在從寬處罰的幅度上進行了調整，即延伸了下限，縮緊了上限。二是進一步明確了對行賄人免除處罰的三種情形，即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行賄行為的前提下，犯罪較輕或者對偵破重大案件起關鍵作用，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現的。

仔細對比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第一稿)與通過的正式文本還可以進一步發現，對于免除處罰情形的表述，正式文本中去掉了第一稿中“檢舉揭發行為”這一詞句。筆者以為，此種做法是正確的，因為該詞句主要見于刑法中關于立功的表述，側重指行為人向辦案機關檢舉揭發與己無關的他人犯罪行為，而前述條文中因“對偵破重大案件起關鍵作用”與“有重大立功表現”這兩者系并列表述，故前者應當是指行賄人對偵破與己相關的重大受賄犯罪起到關鍵作用，此時再用“檢舉揭發行為”這一詞句便不恰當了。另外，行賄人即便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行賄行為，同時又對偵破重大案件起關鍵作用，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現，但綜合案件的實際情況，可能仍不宜對行賄人免除處罰，故出于這種考慮，在草案的二次審議稿及后來的正式文本中增加了減輕處罰的規定，即規定為“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但這種做法又產生了新的問題，即對于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行賄行為，且犯罪較輕的，其法律后果規定為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這與刑法總則關于自首制度的規定相矛盾，因為刑法總則中規定對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其中犯罪較輕的，可以免除處罰。因此，筆者建議行賄罪特別自首規定應表述為：“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行賄行為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其中，犯罪較輕的，對偵破重大案件起關鍵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現的，可以免除處罰。”還有一種做法就是，可考慮將行賄罪特別自首規定簡單表述為：“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行賄行為的，可以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至于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的具體情形，則由司法解釋予以明確。

由以上信息我們可以看出，做出修該的目的，在于抑制我國普板存在的腐敗現象。在修改后，規定主動自首的，可以減輕處罰。若犯罪情節嚴重的，不僅需要承擔民事責任，也是需要承擔刑事責任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1997年修訂)

新刑法冒用身份證是怎么規定的？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最新內容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