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標準制定和實施的法律保障不力
標準既是法律法規技術要求的細化,又是法律法規執行的技術依據;反過來,法律法規既為標準的制定提供依據,又為標準的實施提供制度保障。我國雖然初步形成了農產品質量安全標準的政策法規體系,但多敞見于相關的農業及標準化方面的法律和規章中,同時,其內容側重禁止性、義務性的規定,缺少相心的法律責任,還不能切實滿足有法可依的法治要求。相比美國、加拿大、歐盟及日本等發達國家和地區,我國農產品質量安全標準工作法制化還較為滯后。
2標準制定周期長,運作成本高
標準從計劃的提出、制定到審批發布,涉及多個政府職能部門,而且各部門職責范圍上界定模糊,容易造成政出多門、相互掣肘的多頭管理體制。本應各部門“齊抓共管”,實際亡卻容易造成部門之間職責不清、管理分散、重疊交叉現象突出、工作效率低的局面,導致標準制定周期長,銜接費時費力,運作成本高。這種現象突山表現在兩個方面:
(1)標準計劃的確定往往需要幾個部門多次協調溝通,經常出現標準主管部門、行業主管部門、制定技術單位、實施主體對標準制定計劃不能達成共識和形成統一規劃的現象。
(2)制修訂主體混亂,造成標準重復、交叉甚至技術內容相互矛盾的弊端。例如,對于蔬菜這一初級農產品,既有衛生部門制定的標準,也存在著質檢部門制定的標準,同時還有農業部門制定的標準。雖然問是國家標準,但質檢部門規定的蔬菜衛生指標要比衛生部門的多出16項。類似這樣的情況使生產經營者無所適從,可謂“有標不可依,有標不能依,不依標不行,依標也不行”。
3標準的制修訂主體與實施主體缺乏溝通與協作
我國各類標準的計劃及其制修訂多屬政府行為,而作為標準的實施主體,如企業、專業合作組織、行業協會參與制修訂的很少;標準制定過程中,也沒有廣泛地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制定出來的標準往往滯后,缺乏針對性和適應性,而且與市場需求和實施主體的實際需要不相符,雖然政府實現了“有標可依”,而他產實踐中卻存在“無標可循”的扭曲現象。
4標準監督不到位
制定標準是為了實施標準。目前,我國標準的實施不夠理想,除標準技術內容本身的科學性存在缺陷外,一個重要原因是標準實施的監督不到位。要做好農產品質量安全工作,標準固然不可或缺,但只有標準是遠遠不夠的,比標準更重要的是監管執行。如果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中無監管,那么標準只能是一句空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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