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交易性受賄有幾種表現(xiàn)形式?

交易性受賄的表現(xiàn)形式有：第一,以明顯低于市場的價格購買他人的房屋、汽車等大宗貴重物品;第二,以明顯高于市場的價格將房屋、汽車等大宗貴重物品出售給他人;第三,其他形式如以物易物。但是這里的市場價格并不包括經(jīng)營者事先針對不特定人設定的最低優(yōu)惠價格。

根據(jù)《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一條的規(guī)定,可知交易型受賄是指國家工作人員依仗其擁有的權力,利用其在職務上擁有的便利條件,而非法為他人謀取利益,從而通過低價買進或者高價賣出或者其他差價交易的形式收受他人財物的行為。

二、哪些行為可能被認定為“交易性受賄”

1、以明顯低于市場的價格向請托人購買房產(chǎn)、汽車、字畫、文物等財物

實踐中，許多公職人員認為只要不收錢就不會觸及底線。至于利用和開發(fā)商的友好關系在自己或親友購買房屋等財物時享受一些優(yōu)惠，這很普遍，也無可厚非，這種觀念實際上已經(jīng)落后于法律的規(guī)定。普遍不代表合法，也不能成為清白其身的理由，自上述意見實施以來，不少官員折戟其中。

在北上廣深等大城市，由于房價居于高位，一旦購房過程被認定通過交易受賄，則數(shù)額往往驚人。比如，北京市委原副書記呂錫文為自己的家人、親戚，以低價購買了五套住房。其中，在她自己和直系親屬名下的有三套，這三套房的價格和市場價格之間，相差達到兩千多萬元，這也構成了呂受賄數(shù)額的最主要部分。

2、以明顯高于市場的價格向請托人出售房產(chǎn)等財物

低價購買不行，反向操作高價售賣同樣不行，道理相同，法律在此俱認為“交易為名，謀利為實”。

例2，濟寧國資委原主任曹旭東之子曹某多次利用其職務之便以明顯高于市場的價格向山東魯泰煤業(yè)有限公司太平煤礦、山東濟礦魯能煤電股份有限公司陽城煤礦出售羊毛衫、酒等物品(其中葡萄酒以308元/箱購進，以1440元/箱賣出，市場價為344元/箱)，獲利共計8560592元。曹旭東利用職務便利為時任太平煤礦礦長王某、陽城煤礦礦長顧某在職務晉升等方面謀取利益。被法院認定為受賄。案例來源：(2016)魯08刑終395號

3、賒購型受賄

公職人員與請托人簽訂合同，房屋、汽車等商品交付后，卻長時間沒有合理理由不支付價款，以賒購的形式收受財物。法院可能認定為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構成受賄。

4、利用違約責任受賄

利用違約責任進行受賄，是請托人與公職人員或相關人簽訂買賣合同并約定違約責任后，行賄人故意違約并依合同承擔違約責任，以違約金的形式支付公職人員一定財物，從而達到行賄目的。實踐中，甚至發(fā)現(xiàn)此種受賄方式甚至通過法院訴訟程序完成，具有較強的隱蔽性。

5、增設中間交易環(huán)節(jié)受賄

增設中間環(huán)節(jié)交易型受賄，是公職人員自己與請托人不簽訂合同，而是指示或默許與之相關聯(lián)的第三人與請托人簽訂合同進行交易，讓第三人通過合同謀利，以達到公職人員收受、控制賄賂的目的。

6、交易為名，受賄為實

公職人員提供幫助后，通過交易獲得利益，法律命令禁止，有人就想出一些所謂“妙招”來規(guī)避。比如有的公職人員有書畫等才藝，請托人則花重金求“墨寶”;有的則進行更有“技巧”的操作，如官員家屬將書法作品送往拍賣行委托拍賣，而請托人參與競拍，通過拍賣程序，花費一定的拍賣成本，瞞天過海完成金錢轉移。表面上看不出端倪，其實一旦進入偵查程序，也很難逃避。

7、介入交易、經(jīng)營活動，收取中介費、居間費、顧問費、咨詢費等

有時請托人為輸送利益，便巧立名目，在交易活動中，增設居間、中介、行紀、交易環(huán)節(jié)，簽訂中介、居間、轉銷合同，體現(xiàn)公職人員在合同簽訂、履行過程中的“貢獻”，以期“順利成章”的支付費用。比如，在一起受賄案件中，請托人在獲得公職人員的幫助后為借機“感謝”，遂拜托公職人員幫其聯(lián)系、組織借貸資金用于經(jīng)營，實際上請托人與資金借貸方早已商定好，公職人員的聯(lián)系只是走走過場，資金到位后，請托人從資金使用費中支取部分交付錢款交給公職人員作為中介費，最終被認定為受賄。

交易性受賄與正常的其他受賄情況的概念有所重合，但是還是有所區(qū)別的。總結來說，交易性受賄是利用實際存在的物品進行交易的一種行為，利用自己的職權通過物品的形式賺取中間的差價，這種行為一旦被查出或者是被舉報將會受到嚴重的打擊和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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