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刑法》將運輸毒品的行為與走私、販賣、制造毒品的行為在條文中作了并列規定，作為選擇性罪名——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罪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并規定同樣的法定刑。從立法話語來看，運輸毒品罪的成立，只有行為人主觀認識到運輸的是毒品，在客觀上實施了運輸行為，即可。至于行為人是為了“走私、販賣、制造的毒品”，還是為了自身吸食在所不問。這種立法，使運輸毒品罪在打擊毒品犯罪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有效加強了國家對毒品的控制為度。但在司法審判中，我們發現這一規定受到越來越多的來自實踐的沖擊和質疑，存在著與罪刑相適應原則沖突之處。

其一，將沒有走私、販賣、制造毒品故意的運輸行為，與有走私、販賣、制造毒品故意的行為進行同樣處罰，有違罪刑相適應原則。例如，在一些司法人員看來，只要在火車上或行為人即將上車的車站從行為人身上或包裹中查獲毒品，對行為人就應定運輸毒品罪，因為行為人的確己經在“運輸”或準備“運輸”。但只要細加思考，我們就會發現，如果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行為人是為了販賣、加工、制作毒品而運輸或者幫助走私、販賣、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運輸，或者反過來，有證據證明行為人所“運輸’的毒品只是為己吸用(如行為人在出差時帶上其要吸食的毒品)，這樣的‘運輸毒品’行為，難道可以與走私、販賣、制造毒品罪同日而語，其能夠成立沒有數量限制，法定最高刑為死刑之重罪嗎?難道“罪可處死’的運輸毒品罪與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區別僅在于是否“坐火車”嗎?

其二，對于幫助他人運輸毒品的量刑普遍偏重，也違背罪刑相適應原則。由于刑法將運輸毒品獨立出來，與走私、販賣、制造毒品并列，并作為一個選擇性罪名，因而嚴格從罪刑法定原則出發，幫助他人運輸毒品的行為只要構成運輸毒品罪，在犯罪數額對量刑的影響上，就應該是無異的。如行為人甲販賣海洛因100克(構成販賣毒品罪)，行為人乙為販賣毒品的他人運輸海洛因100克(目的僅在于賺取運費數白元，構成運輸毒品罪)，若其他情節相同，按照目前的立法規定，甲、乙-人量刑就應當一致。然而，立法者顯然沒有細致地考慮到，目前“運輸毒品罪”中所含行為有時與走私、販賣、制造毒品罪的社會危害性之懸殊是如此地巨大，以至司法中出現對行為人極不公平、極不公正的個案結局。幫助販賣毒品者運輸毒品的行為，無論是客觀危害還是主觀惡性，遠不及販賣毒品行為本身，假若沒有運輸毒品罪之獨立罪名，對于幫助販毒品者運輸毒品的行為人以販賣毒品罪的從犯處罰，更有利于罪刑相適應原則在刑法分則中的實現。

從上可見，《刑法》將運輸毒品單列出來，與走私、販賣、制造毒品并列規定的立法方式，與罪刑相適應原則有一定背離之處，有處刑偏重之虞，其合理性值得我們反思。而通過對運輸毒品行為的不同情況分析，可以發現運輸毒品罪并沒有獨立存在的必要。具體而言，運輸毒品行為包括以下三種情況：

(1)行為人本身就是走私、販賣、制造毒品者，其將毒品加以運輸；

(2)行為人明知他人是走私、販賣、制造毒品者，幫助他人運輸毒品、至于行為人運輸毒品是受雇傭還是受脅迫、是否營利(賺取運費或分紅)，在所不問；

(3)走私、販賣、制造毒品的行為人或者幫助他人走私、販賣、制造毒品的行為人，利用不明真相的他人運輸毒品、這種行為在刑法理論中被稱為“利用工具”的犯罪。

在第一種情況下，運輸行為是走私、販賣、制造毒品的準備或后續行為，其本身已被走私、販賣、制造毒品的行為吸收，不具有獨立的刑法意義;而在第二種情況中，運輸毒品的行為人與走私、販賣、制造毒品者構成共同犯罪，按照走私、販賣、制造毒品罪及共犯理論定罪量刑即可，故也沒有單獨規定的必要;第三種情形中，走私、販賣、制造毒品者是間接正犯，構成走私、販賣、制造毒品罪，而不明真相的毒品運輸者，因為缺乏主觀故意，不構成犯罪。可見，將運輸毒品罪與走私、販賣、制造毒品罪并列規定，既不合理，也無必要。在我們看來，在將來立法完善時，可以考慮根據主觀目的對運輸毒品行為進行區分處理。對于能夠查明走私、販賣、制造毒品的主觀故意的運輸毒品行為，以走私、販賣、制造毒品罪論處;對于不能查明具有走私、販賣、制造毒品的主觀故意，而進行的運輸毒品行為，可以作為非法持有毒品罪的一個加重量刑情節。因為與單純的非法持有毒品行為相比，其畢竟具有運輸毒品行為，這一行為導致毒品在國內的流轉，更為嚴重地危害到了對毒品的管制，故其比一般的非法持有毒品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更大，故應配置更重的法定刑。這樣既有利于保證罪刑相當，又避免輕縱無法證明具有走私、販賣、制造毒品故意的運輸毒品行為。當然，立法未變之前，運輸毒品罪是客觀存在的，我們還必須根據現行立法規定、立法意圖，確立運輸毒品罪的主客觀犯罪構成，理解和適用該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