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受賄罪是我國目前多發而且社會危害性非常嚴重的犯罪之一。在分析了國內和國外相關法律規定和學者觀點的基礎上,認為受賄罪侵犯的犯罪客體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的廉潔性,犯罪對象為多種利益,既包括財產、財產性利益,也包括非財產性利益。在此基礎上,作者還認為性賄賂也可以成為受賄罪的犯罪對象,因為性賄賂與普通的財物相比具有更嚴重的社會危害性,無論是國內立法還是國外刑法理論和法律規定都有類似規定,認定性賄賂為受賄罪的內容符合我國立法本意。受賄罪的犯罪主體為國家工作人員。除此之外,離退休的國家工作人員因為存在著職務上的便利條件”,也可以成為該罪主體,符合司法實踐和我國刑法理論,也與我國國情相適應。關鍵詞:受賄罪性賄賂社會危害性離退休國家工作人員;無論是新中國成立之初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還是1979年通過的我國第一部刑法,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后來制定的《關于嚴懲嚴重破壞經濟的罪犯的決定》和《關于懲治貪污賄賂罪的補充規定》,這些法律都對受賄犯罪的構成要件作了非常明確的規定。1997年修訂后的我國刑法第385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是受賄罪”[1]。根據這一規定,傳統刑法理論認為受賄罪的犯罪構成要件是:1.該罪侵犯的客體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2.犯罪主體是特殊主體,即國家工作人員,非國家工作人員(包括不具備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的國家工作人員的子女、配偶、親友,以及離退休以后的原國家工作人員等)均不能構成本罪;3.在犯罪的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實施了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數額較大的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4.犯罪主觀方面是直接故意[2]。但是,由于犯罪形式具有復雜性、多樣性的特點,隨著歷史的發展和社會經濟、政治形勢的變化,受賄犯罪在原有犯罪的基礎上產生了變異,現行法律、法規對這些變化沒有作出明確規定,如果再按照過去傳統的刑法理論已經很難概括變化了的犯罪構成,不利于打擊犯罪。因此,刑法學的理論研究應當具有前瞻性,以便為將來刑法的再次修訂提供理論支持。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很多專家、學者提出了一些新的觀點,在學界和社會上引起激烈爭論。本文試就其中爭論較多、較激烈的幾個問題進行粗略探討。一、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接受性賄賂,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能否構成受賄罪這個問題爭論的焦點實際上是賄賂的內容。長期以來,我國刑法學界一直存在三種不同主張:一種是有形財產說,認為賄賂僅限于有形的物質性財產;一種是財產性利益說,認為賄賂不僅指錢與物,還應當包括其他可以用金錢計算的物質性利益,如陪同旅游、提供免費服務等;第三種是多種利益說,認為賄賂除包括財產性利益外,還應包括其他不能用金錢來計算的無形的利益及事項,如提職、提干、入黨以及性服務等[3]。僅就接受性服務能否構成受賄罪而言,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肯定說和否定說。否定說的主要觀點是:1.性賄賂沒有財產屬性,不符合犯罪構成要件。我國刑法分則第八章貪污賄賂罪”所涉及的所有犯罪都和財產有關,賄賂犯罪的客觀方面就是財產利益的非法讓渡或取得,而且我國刑法第385條明確規定行為人只有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財物”的才能構成受賄罪。在我國刑法未作修訂之前,不宜將接受性賄賂行為追究為犯罪[4]。2.性賄賂總共所涉及的性”和人身屬性不可分離,是人類的特有屬性,不具有可轉讓性。當行為人在實施財物賄賂時,財物僅僅是行為的對象和工具。當行為人接受行賄人提供的娼妓或者第三人的性賄賂時,除了本人的性行為外,還有他人的性行為,會得出性行為是商品或工具”的結論,不符合人是法律關系主體的法學原理。3.性行為屬于道德范疇,道德與法律是兩個并行的意識形態,不能用法律來規范道德層面的事情。國家工作人員接受性賄賂的,應受到黨紀、政紀的處理而不是法律的處罰。如果將接受性賄賂的行為規定為犯罪,會擴大打擊面,不符合刑罰的謙抑性原則。4.如果將性賄賂規定為犯罪,在實踐中不具有可操作性。(1)因為人類的性行為具有極強的私密性,證據很難取得,難以認定行為人雙方真正發生了性行為,而且在數量衡量、社會危害性的評估等問題上無法把握;(2)如果把接受性賄賂的行為規定為犯罪,性賄賂”的犯罪主體應當包括三方:行賄方、受賄方和用以行賄的女人,對行賄方和受賄方皆當治罪沒有任何爭議,但對第三方如何處罰,尚無法律可以比照。對于那些主動出賣色相,以性牟利的人,她(他)既是行賄者又是行賄物”,又如何懲罰[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