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典第383條規定，“對犯貪污罪的，根據情節嚴重，分別依照下列規定處罰：（一）個人貪污數額在十萬元以上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可以并處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并處沒收財產。（二）個人貪污數額在五萬元以上不滿十萬元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處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無期徒刑，并處沒收財產。（三）個人貪污數額在五千元以上不滿五萬元的，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嚴重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個人貪污數額在五千元以上不滿一萬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現、積極退贓的，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予刑事處罰，由其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機關給予行政處分。（四）個人貪污數額不滿五千元，情節較重的，處兩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較輕的，由其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機關酌情給予行政處分。對多次貪污未經處理的，按照累計貪污數額處罰。”第三百八十六條規定：“對犯受賄罪的，根據受賄所得數額及情節，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條的規定處罰。索賄的從重處罰。”從上述立法規定看，被告人郭*生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侵吞公共財物5.8萬余元，其量刑幅度是：5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被告人郭*生被判處7年有期徒刑并無不當。

但筆者認為，郭*生案是一個量刑畸重的案件。之所以說該案量刑畸重，其參照標準有以下幾個：第一，與適用同檔次法定刑的案件相比。根據刑法規定，個人貪污數額在5萬元以上不滿10萬元的，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處沒收財產。但實踐中對貪污數額不滿10萬元的案件，幾乎沒有被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即使貪污數額接近10萬元，也極少有判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如被告人徐*輝（安徽省馬鞍山市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安全監察支隊支隊長）于2004年至2009年期間，利用職務之便，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價值90600元，為他人謀取利益。花山區法院審理認為，由于徐*輝能夠自愿認罪，且積極退贓，酌情予以從輕處罰（該酌定情節郭*生案也具備），遂以受賄罪判處徐*輝有期徒刑5年6個月。［2］第二，與第一個檔次的法定刑相比。根據刑法規定，個人貪污數額在10萬元以上的，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可以并處沒收財產。但近年來貪污10萬判刑10年，貪污幾十萬元甚至幾百萬也判刑10年或10余年的現象十分普遍。如被告人譚*珍（原任廣東佛山市三水市住宅公司出納員）從1999年1月至2002年2月間，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貪污公款136275.72元；被告人黃鎮成（原任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體育局局長）從1996年10月至2002年1月間，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貪污公款403101.61元，兩案均沒有法定從輕情節（均有積極退贓的酌定從輕情節），兩案終審均被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以貪污罪判處有期徒刑10年。［3］廣東佛山市南海西樵區原副區長、西樵鎮原副鎮長、鎮人大原副主席譚*添，利用主管農業、林業、水利等部門的職務之便，受賄數額高達498.85萬元，2009年12月僅被一審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5年。［4］**城建集團有限公司原副總經理林*樂，利用自己職務上的便利，收受賄賂420多萬元。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也以受賄罪判處其有期徒刑15年。［5］第三，從各地推行量刑規范化的實踐情況看。近年來，為了切實解決刑事審判中量刑失衡、刑罰不公現象，在最高人民法院倡導下，各地陸續出臺一些量刑指導規則（量刑指南、量刑指導意見），從筆者收集到量刑指導意見看，貪污受賄不滿6萬元的，基準刑一般在5－6年之間。如江蘇省姜堰市人民法院2003年3月7日通過的《規范量刑指導意見》第154條規定：“個人貪污、受賄5萬元的，基準刑為有期徒刑五年，每增加1000元，刑期增加一個月。”［6］江蘇省泰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04年4月19日通過的《刑事審判量刑指導意見》也作了類似的規定。根據上述量刑基準，郭*生案只能判處6年以下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