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商業賄賂犯罪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產生的一種不正常的同時也是嚴重危害市場競爭秩序的經濟現象，在我國的許多行業已成“行規”和企業運行的潛規則，且其手段紛繁多樣，從巧立名目以“宣傳費”“車馬費”“勞務費”給付現金，到提供實物以及提供居室裝修、安排國內旅游考察，提供性服務等，名目繁多，層出不窮，使從業者陷入惡性競爭的怪圈。如果對商業賄賂犯罪不及時治理，將導致市場腐敗，成為我國經濟健康發展的障礙，因此，全國人大常委會于2006年6月29日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六）》，對有關商業賄賂的部分內容作出一定的修改。研究商業賄賂犯罪的有關問題，為刑事立法提供理論依據，為刑事司法準確、合法、及時打擊日益猖獗的商業賄賂犯罪，維護正常的市場秩序，具有重要的意義。筆者現就商業賄賂的構成要件，即刑法第163條、第164條規定的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人員受賄罪和對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人員行賄罪談幾點自己膚淺的看法。[關鍵詞]商業賄賂；商業賄賂犯罪的主體；客觀方面；對合犯；完善建議一、商業賄賂犯罪的構成要件（一）商業賄賂犯罪的客體犯罪客體是指我國刑法所保護，被犯罪行為所侵害的社會關系，它是衡量諸犯罪社會危害性的首要因素，按照犯罪行為侵害的社會關系的范圍，刑法理論將犯罪客體分為三類：一般客體、同類客體、直接客體。1、商業賄賂犯罪的同類客體。商業賄賂犯罪侵犯的一般客體是我國刑法所保護的社會主義社會關系。關于同類客體，從刑法分則的體系來看，商業賄賂犯罪歸屬于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第三節“妨害公司、企業管理秩序罪”中。目前商業賄賂行為在市場經濟活動中滋生漫延，生產經營領域的商業賄賂行為嚴重干擾了正常的市場交易秩序，破壞了企業正常管理活動和社會公平競爭的交易秩序，損害了同行業競爭者乃至國家的利益，敗壞了社會風氣，因此其侵犯的同類客體是公司、企業的管理秩序。2、商業賄賂犯罪的直接客體。對此，刑法理論界是頗有爭議的。第一種觀點認為商業賄賂犯罪侵犯的客體是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其理由在于：商業賄賂使行為者采用非正常手段獲得了交易機會，這使得合法經營的市場主體失去了應得的市場份額。另外，商業賄賂中的暗箱操作，還使得其他經營者對市場信息了解不夠充分，這是對資源配置機制有效發生作用前提的信息公開和對稱的破壞，結果導致正常的競爭秩序無法形成。[1]（P.18）第二種觀點認為商業賄賂罪的客體是公司企業或其他單位工作人員職務上的不可收買性與廉潔性，也有的學者稱為“公司、企業人員的廉潔制度”。[2](P.500)第三種觀點認為商業賄賂罪的客體是復雜客體，它所侵犯的法益不僅是商品經濟的正常運行秩序，同時還侵犯了市場經濟中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工作人員職務上的不可收買性與廉潔性，也有的學者將其表述為：“既侵犯了公司、企業的正常管理制度，又損害了公司、企業工作人員職務活動的廉潔性”。[3](P.403～406)該觀點是關于商業賄賂罪客體是復雜客體的通說。還有一種關于商業賄賂罪客體是復雜客體的表述：認為商業賄賂罪侵犯的是復雜客體，既侵犯了其他經營者的公平競爭權，又破壞了市場經濟秩序。[4](P.50)筆者認為，該種觀點實質上還是單一客體說，其他經營者的公平競爭權完全可以歸屬于市場經濟秩序。在筆者看來，商業賄賂罪的客體是復雜客體，既危害了社會市場經濟秩序，又侵犯了市場經濟中公司、企業及其他單位人員的信義義務，理由如下：（一）商業賄賂罪主要危害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商業賄賂行為侵害了其他經營者的公平競爭權，阻礙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有序發展，減少了國家稅收，侵害了社會利益和人民群眾的利益，這是實施嚴重商業賄賂行為者承擔刑事責任的主要依據之所在，所以刑法才將其歸于“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一章。可見，商業賄賂罪的主要客體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二）商業賄賂罪侵犯了公司、企業以及其他單位人員的信義義務。信義義務又稱信托義務，源于英美信托法，指受托人對受益人應當承擔的誠信義務，信義義務包括忠誠、謹慎、服從，強調受托人必須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服務，且不得在執行業務過程中為自己謀取任何私利。理解商業賄賂罪的要旨，在于行賄人所給予的好處對于受托人偏離信義義務的實質性的影響，正是這種不正當的影響，使受托人無視受益人的權利而謀取的私利。[5](P.5)以違反信義義務，損害受益人的利益作為構成商業賄賂罪的要件，是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英美國家的成功做法，我們予以借鑒既有利于與國際性法律接軌，更好地處理涉外商業賄賂案件，又有利于促進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快速健康發展。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商業賄賂罪的客體是復雜客體，既侵犯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又侵犯了公司、企業及其他單位人員的信義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