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刑法第二十條規定：“……對不法侵害人造成損害的屬于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據此，正當防衛的對象只能是不法侵害者本人，正當防衛只能針對不法侵害者本人實施，而不能針對第三人。在共同犯罪中，所有共犯都是“不法侵害者”，都可以成為正當防衛攻擊的對象。

實行正當防衛，其目的是要排除和制止不法侵害，而不法侵害的行為來自侵害者，一般是指不法侵害者本人，共同犯罪中，所有共犯都是“不法侵害者”，都可以作為反擊對象，但是物不能成為防衛對象。因此，要制止無關的第三者，包括侵害者的家屬。如果在迫不得以的情況下，損害了第三者的合法權益，則應以緊急避險來處理。假如對第三者造成損害，又不符合緊急避險條件的，則應根據其有無故意或過失來確定是否應承擔刑事責任;當然，侵害第三者，必須以明知為條件，即明知其為第三者而加經侵害，則構成故意犯罪;如果在防衛過程中，由于防衛人精神過度緊張，語將第三者當做不法侵害者，而對其行為者本人的正當防衛，則屬于假想防衛

對不法侵害者進行還擊，則指給不法侵害行為者本人造成一定的損害，我國刑法對于損害行為的方式、范圍等沒有作具體規定。根據司法實踐的經驗，對正在實施不法侵害的行為者，可以直接剝奪其犯罪工具或者以暴力方法及威脅與暴力相結合的方法，奪取不法侵害者的財產、剝奪他的自由、致傷、致殘，甚至可以剝奪其生命，只要明顯沒有超過正當防衛的必要限度，都是允許的。在對不法侵害者本人實行防衛時，只要不法侵害人已被制服，或已經喪失侵害能力，就應當停止防衛。

據此，我們在探討正當防衛對象條件時把握好如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1〉對于動物侵害的防衛問題。對來自動物的侵襲能否適用正當防衛進行反擊，應區分不同的情況，其一，動物自行對被害人攻擊時(如大熊貓在山林中攻擊行人)，因動物的動作不具有法律屬性，不是法律評價的對象，談不上合法與非法，所以，此時對動物制止和損害時，只能適用緊急避險的理論和制度加以解釋和解決;其二，當犯罪分子故意驅使動物對他人進行侵害時(如喚物咬人)，可以適用正當防衛，因為這種情況下不法侵害人是人，動物僅僅是侵害人使用的工具。

〈2〉對無責任能力人能否成為防衛對象的問題。按照我國刑法典的規定無責任能力者是指沒有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和不能控制或不能辯認自己行為的精神病人。目前，我國刑法理論界的通說認為，無責任能力人的侵害行為，廣義上講也屬于不示侵害，原則上是可以對之進行正當防衛的;但是從刑法精神和社會道義出發，對無責任能力的人的侵害行為實行正當防衛又需要加以一定限制。即只有在不知道行為人身份在不得已情況下，才能實行正當防衛;如果明知侵害人是無責任能力并有條件用逃跑等其他方式避免侵害的，則不得進行正當防衛.有些學者認為，通說將無責任能力人的侵害行為亦當作不法侵害，在是否與違法性本質和根據相矛盾上，還需要進一步研究。他們認為，不法侵害中的“不法與建法”是同義語。必須是主客觀相統一的行為，僅僅在客觀上造成損害，但主觀上沒有罪過、過錯的，不能稱之為不法侵害;無責任能力人的行為是欠缺罪過，過錯的，故而不屬不法侵害，對其不對進行正當防衛

本人認為，對于無責任能力人的侵害行為能否實行正當防衛問題，應當通過立法者對公民正當防衛權和設定的行使條件求得解決。這些條件無外乎防衛的起因、時間、對象、主觀和限度五個條件，而起因條件即有不法侵害行為的存在則是其中的一個基礎的條件，無此任何公民不可能實際行使正當防衛的權利，這一條件從實質上看，立法者允許公民在遇到一切不合法的或者說是非依法律實行的侵害行為時對該侵害行為實行為實施者進行反擊，即便無責任能力的侵害行為由于缺乏主觀罪過或過錯而不能稱之為違法侵害，但它總是不合法的或者說它不是依法進行的侵害行為，我們通常將人的行為劃分為合法與違法，并將違法視為是行為人主觀上具有罪過或過錯，客觀上具有社會危害性的行為，僅是出于理論研究，司法運用及法制宣傳等活動的便利。其實如果將違法嚴格限于行為人主觀上具有罪過或過錯，客觀上具有社會危害性的行為的話，人的行為也有即非法也非合法的中間狀態，無責任能力人的侵害行為即是其中的一種情況。如果一定要將L“不法”與“違法”視為同義，那么對無責任能力人的侵害行為顯然不能實行正當防衛。可是，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防衛人也不可能認識到，其為無責任能力人，如果不認為其反擊行為是正當防衛，那么，處理方式可能是兩種：一是作為犯罪處理，這顯然是客觀歸罪;二是作為緊急避險處理;綜上，本人認為通說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