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對于第29條第1款的分析

《刑法》第29條第1款規定“教唆他人犯罪的，應當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處罰。”表明此時的教唆犯罪是共同犯罪，只有在被教唆人實施犯罪時才能成立。

這時教唆人與被教唆人構成共同犯罪關系，分為四種情況：

(1)被教唆者聽從教唆而實施完整犯罪;

(2)被教唆者在預備或實行犯罪過程中由于意志以外原因而停止;

(3)被教唆者在預備或實行犯罪過程中自動放棄犯罪或自動有效防止犯罪結果發生;

(4)教唆人實施教唆行為后，又勸說被教唆人放棄犯罪的并且有效防止犯罪結果發生。

從以上第(1)種情況看教唆者構成教唆既遂，因為被教唆人實施了犯罪既遂，此時教唆行為從屬于實行行為，具有從屬性。第(2)種情況被教唆人構成犯罪預備或犯罪未遂，對于教唆者來講是意志以外原因教唆犯罪未得逞，所以應認定為教唆預備或未遂，此時教唆性質從屬于被教唆人性質，具有從屬性。第(3)種情況下，被教唆人成立犯罪中止，而這種中止時教唆者所不希望的，屬于意志以外原因。可見此種情況下教唆者的教唆行為性質不從屬于被教唆人的實行行為，因此教唆行為具有相對獨立性。第(4)種情況，教唆者實施教唆行為后，有效勸阻被教唆人實施犯罪，被教唆人構成犯罪中止，教唆者也可以成立犯罪中止，此時教唆性質從屬于被教唆人，具有從屬性。如果教唆者沒有有效勸阻被教唆人實施的犯罪，此時教唆者作為被教唆人的共同犯罪人承擔犯罪既遂責任，此時教唆行為也具有從屬性。

以上可以看出，被教唆人實施的犯罪行為處于何種犯罪形態，教唆者也是處于何種形態，如(1)、(2)、(4)，此時具有從屬性。但當被教唆人犯罪中止時，即以上第(3)種情況，教唆犯的教唆性質就不從屬于被教唆人的實行行為，具有相對獨立性。所以教唆犯罪具有從屬性同時也具有相對獨立性。

2、對第29條第2款的理解

第29條第2款規定的教唆犯是被教唆人沒有犯被教唆罪的情況，按理論界通說，“被教唆人沒有犯被教唆罪”包括以下四種情況:

(1)被教唆者拒絕了教唆者的教唆;

(2)被教唆者雖然當時接受了教唆者的教唆，但實際上并沒有進行任何犯罪活動;

(3)被教唆者當時允諾實施教唆者所教唆的罪，但實際上實施的是其他犯罪;

(4)教唆者對被教唆者進行教唆時，被教唆者已有實施所教唆罪的故意，即教唆者的教唆行為與被教唆者實施的犯罪之間沒有因果關系。

對于(1)、(4)是失敗的教唆;(2)、(3)是無效的教唆。有學者解釋說:失敗的教唆，即被教唆者沒有形成犯罪決意;無效的教唆即被教唆者雖已形成犯罪決意，但并未實行犯罪。由此可知上述四種情況并非是共同犯罪。按照我國刑法理論界的通說:教唆犯是與主犯、從犯、脅從犯并列的共同犯罪人的種類之一，而且我國《刑法》也將教唆犯罪規定在總則部分的共同犯罪一節中，即無論是在我國刑法理論上還是在立法體例上，教唆犯都屬于共同犯罪人。《刑法》第29條第2款規定的教唆犯既然屬于教唆犯的范疇，那么無論從哲學角度的基本規律——同一律出發考慮;還是從同一部法律的協調統一角度出發考慮都應屬于共同犯罪人。但從實際深入分析29條第2款卻又得出該條所列情形不屬于共同犯罪，違背同一律，出現于共犯理論極不協調的情況。此時教唆犯的成立只需要被教唆人沒有因受教唆而實施被教唆的犯罪，至于被教唆人是否因為受教唆而形成了犯意，則并不影響獨立教唆犯的成立。有學者認為，共同犯罪的情況下，教唆犯既無犯罪的從屬性，也無刑罰的從屬性，亦即只有獨立性。對此，筆者認為教唆者成立單獨的犯罪并不等同于共犯獨立性，因此，29條第2款所列情形教唆犯既無從屬性、也無所謂的獨立性可言。實際上在這種情況下，教唆犯與被教唆犯根本不成立共同犯罪關系，《刑法》卻仍然對之規定了刑事責任，這里的教唆犯屬于單獨犯罪，不構成共犯。

3、刑法分則相關教唆入罪條款解剖

教唆行為可以體現為多種方式如請求、要求、引誘、暗示、唆使、鼓勵、煽動、刺激等行為方式。在我國刑法中各章節中從法條所規定的教唆構成犯罪的有危害國家安全罪中103條分裂國家罪;105條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中249條煽動民族仇恨、民族歧視罪。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中第278條煽動暴力抗拒法律實施罪;295條傳授犯罪方法罪;第306規定的引誘證人偽證構成妨害作證罪。353條引誘、教唆、欺騙他人吸毒罪;361條引誘賣淫罪、引誘幼女賣淫罪。危害國防利益罪中373條煽動軍人逃離部隊罪。軍人違反職責罪中427條指使部屬違反職責罪。

可以看出，在教唆犯罪問題上，我國刑法分則歸為兩類：

1、刑法分則規定的煽動性行為。如我國刑法第103條第二款煽動分裂國家罪，第278條煽動暴力抗拒法律實施罪等條款。在這些犯罪中，教唆人的教唆行為刑法明文規定為犯罪，但同時刑法的規定是獨立的具體的罪名而沒有將其規定為共犯行為，不存在按照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處罰的問題。一方面即使被教唆人未實行被教唆之罪對教唆人也應當以既遂追究刑事責任，另一方面即使被教唆人實施了被教唆的罪，也應當適用刑法分則條文的有關規定，而不適用共同犯罪。

2、刑法分則有明文規定的引誘性行為。如刑法第306規定的妨害作證罪中，引誘證人違背事實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的情況。在引誘性中，一方面被教唆人沒有實施被教唆之罪絲毫不影響教唆人的犯罪構成。另一方面，被教唆人實施了被教唆的罪，教唆人構成妨害作證罪，而被教唆人構成偽證罪，也不能適用共同犯罪。另外，我國刑法分則第295條規定的傳授犯罪方法罪則是一種獨立、具體的犯罪，對它應當單獨適用，不以共同犯罪論。

綜上對刑法第29條及分則立法實然分析，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我國刑法中，教唆犯既可能存在于共同犯罪中，也可以存在于非共同犯罪中，刑法中既存在共犯關系的教唆犯，同時也存在非共犯教唆犯。

論述至此，很多人不禁要問從共犯理論分析我國教唆犯是以共犯形態存在的，同時又以獨立犯罪存在，豈不是理論體系前后矛盾。筆者認為，刑法29條第2款在共同犯罪章節中的極不和諧，以及在分則中教唆單獨入罪與共犯理論的對立，立法者不會視而不見，那么它的存在可能有存在的緣由，立法者的思想筆者不敢揣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