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實體正義；**正義；正義價值；程序公正

【正文】

引言

“千古悠悠，有多少冤魂——嗟嘆！”不追往昔，看如今：佘*林是因為一具至今也不知道是誰的死尸而蒙冤入獄13載，胥*祥只因穿了一件紅色的毛背心而含恨囹圄15年，陳*清只因一句不經意的話，而懸差一步命喪九泉，聶*斌只是因為到某個井口多看了兩眼，卻葬送了燦爛的花季……這一個個名字的背后，又流淌著多少個家庭和親人的眼淚？都是一些偶然的生活細節直接改變了他們的命運，使他們蒙冤受屈，身陷樊籬，自身不顧，自命難保。究竟是誰改變了他（她）們，是誰有如此大的權利？有識之士發出了吶喊：“法律制度亟待完善，現行刑訴法律必須修改，冤獄必有刑訊逼供……”。但都忽略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訴訟程序公正嗎；正義，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到底堅持了嗎；正義的價值，在刑事訴訟的結果中究竟實現了嗎？**·培根的話我們要銘記在心：一次不公的司法判斷比多次不平的舉動為禍尤烈。因為這些舉動不過弄臟水流，而不公平不正義的判斷把水源敗壞了。[1]沒有公正的訴訟程序，沒有實現正義價值的刑事訴訟，只能造就諸多的冤假錯案。

胥*祥、李*明、佘*林等諸多冤、假、錯案的一再出現，可以窺見我們的刑事訴訟程序存在許多漏洞和弊端，尤其是正義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得不到有效有力的保護，且往往在現有的正義運用要求中又有所偏私得不到協調統一，以致難免出現諸多冤假錯案。

從詞源可以看出，法與正義或其他同義詞，如公正、公平等則是不可分的，特別是在自然法學中，更強調法代表正義。現代漢語則將“正義”定義為公正的有利于人民的。羅馬法學家**蘇斯（P·JCelsus）對法下的定義：善和公正的藝術。[2]美國哲學家羅*斯（J·Rauls）則論述了社會正義和個人正義之分，以及實質正義和形式正義之別。實質正義又叫實體正義指制度本身的正義；形式正義即**正義指對法律和制度的公正一貫的執行，意味著對所有的人平等地執行法律和制度。但法律和制度本身可能是非正義的，所以**正義還不能徹底實現實體正義，但**正義能消除某些不平等。[3]我國有的法學者又這樣認識司法公正：指國家司法機關在處理各類案件的過程中，既能運用體現公平原則的實體規范來確認和分配自己的具體權利和義務，又能使這種確認和分配的過程方式體現公平性，理論上一般把前者歸納為實體正義，把后者稱作**正義（抑或程序公正）。[4]針對具體的刑事訴訟法來講，實體正義則是指刑事訴法本身的科學性、合理性、平等性；**正義則是運用運用刑訴法過程中的所應堅守的平等性、正義性。

**正義是以公正為其精神理念，并以具體的制度和操作方式加以體現的法律程序活動。在刑事訴訟證明過程中，**正義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青睞。刑事訴訟中所提倡的正義價值的實現，不只是一種消極的實體正義，即其目的不只是為了懲罰所有實施犯罪的個人，而在于保障受到懲罰的每個公民都確實是應受懲罰的，絕不牽連無辜；刑事訴訟過程中正義價值觀的堅持不是為了促進在更多案件中實現懲罰，而在于將國家刑罰權抑制在國家有充分根據適用懲罰權的案件之中；在訴訟主體權利，職權，義務，與責任四個方面尋找相互間的合理性平衡，讓當事人及其他人均能心服口服地接受判決結果，做到訴訟主體自律與他律的最佳融合，做到時間與效益的最大兼顧，做到最大程度上緩解案件的質量與效率兩項價值要求的矛盾，做到法律與事實的最好銜接，做到定紛止爭與社會利益的最合理的平衡。**正義又以過程的正當性為眼點，強調訴訟過程（包括訴訟過程中的證明過程）對事實認定的決定性作用。因為實體的正義實現的是結果的公正，體現的是相對的公正，而程序公正是過程的公正，是絕對的公正。[5]因此**正義價值的體現于刑事訴訟過程中具有如下積極的價值：第一，由于法官對有關案件事實的知識只能來自訴訟過程，因此證明手段或方式的科學性，合理性在很大程序上直接決定了事實認定的準確程度。第二，訴訟過程的非正義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事實認定的公正性，甚至影響到所認定事實的可信性；而符*正義要求的訴訟過程則能夠強化事實認定的可信程度。第三，就我國的司法實踐而言，**正義這一原則的具體適用有力地遏制因過分強調查明事實真相而導致的“捶楚之下何求不得”的審訊陋習。許多古代仁人志士從不可挽回的重大損失中也認識到**正義的重要性。如貞觀5年（公元63年）唐*宗一怒之下殺了“若據常律未至極刑”的大理寺丞相張*古，事后追悔不已，并埋怨大臣們對自己違反程序不持守規定沒有提出異議，司法機關也沒有復核查實，于程序違反了正義，以致錯殺了人。這時其認識到雖有“三復奏”的規定但仍不夠合理完善，程序中的正義不能夠很好體現，于是又完善了“五復奏”制度。[6]但是，在承認上述**正義價值的基礎上，我們也必須承認：**正義的作用也無法觸及到刑事訴訟證明標準的實質，即實體正義并不會因有了**正義而會自動完全實現。在這理我們必須首先區分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恰如我們不能混同尺子與運用尺子裁出的布匹一樣）：第一，作為評價尺度的證明標準，第二，作為證明標準之評價結果的案件事實。顯然在刑事訴訟中，**正義所能涉及的僅是法官運用標準所認定的案件事實，或者說，證明標準是在具體案件的實然化問題；至于評價尺度的證明標準應當究竟采取一種什么樣的立場，卻與**正義沒有直接聯系，盡管立法對證明標準進行選擇時，不得不考慮證明標準在具體刑訴案件中的兌現能力，以及何種方式能夠更正當地保障這種兌現能力。其次，還應看到：適用實體法的活動常常游離子程序之外，這個過程又單純是一種法官心理過程，或叫做內心確認的過程，它整體上只是程序動作的一個點，程序規則對它不起作用，程序運作公正到了位并不必然導致或者保證法官運用法律的主觀意見也是公正的，在公正的程序下也可能錯誤選取實體法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