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6月20日上午，湖南省慈利縣公安局金巖派出所民警余*勇、胡*兵接到金巖鄉南岳村小學教師宿舍被盜710元的報案后，即趕到案發現場，進行現場查看和分析了解后，懷疑是朱某（男，十三歲）和其他三位兒童所為。余、胡二人便將朱某等帶到金巖派出所進行審問。在審問過程中，余、胡二人強制朱某做下蹲動作，并用腳踢、打耳光、用煙頭威脅等方法對朱逼供，但未有結果。余十分惱火，朝-朱的腹部打了一拳，朱當即感到腹部疼痛難忍，趴倒在地上。朱被送往醫院治療后經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法醫鑒定，結論是朱某十二指腸球部前壁穿孔，急性彌漫性腹膜炎，屬重傷。張家界市人民檢察院法醫鑒定為10級傷殘。盜竊案偵破后，排除了朱某參與偷盜的情況。余*勇、胡*兵因刑訊逼供、毆打朱某致重傷，被追究刑事責任。1998年4月30日，朱某向慈利縣公安局請求賠償。本案在處理過程中，對慈利縣公安局應對朱某給予國家賠償沒有爭議。但對本案是屬刑事賠償還是行政賠償，存在不同意見。一種意見認為，余、胡二人作為派出所公安干警，在接到有關盜竊的報案后，為查明案件事實，對朱某等人進行訊問，是一種行使刑事偵查權的行為。余、胡二人在行使訊問的刑事偵查權過程中，對朱某進行毆打和體罰，并致朱某傷殘。因此，本案應屬于刑事賠償案。慈利縣公安局應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有關刑事賠償的規定，給朱某予以刑事賠償。另一種意見認為，不能因為余、胡兩干警受到刑罰處罰而將本案也作刑事賠償案件處理。余、胡兩人接到報案后并未將該盜竊案作刑事案件立案，且本案的盜竊標的額不大，余、胡二人所認為的嫌疑人均為不滿十三歲的兒童，根本夠不上刑事案件立案偵查的條件。因此，余、胡二人行使的是治安行政職權，而不是刑事偵查權，本案應屬行政賠償案件。慈利縣公安局應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有關行政賠償的規定，給朱某以行政賠償。確認本案是行政賠償還是刑事賠償案件的關鍵在于確認余、胡二人在本案中行使的是公安行政職權還是刑事偵查職權？縱觀全案，余、胡二人行使的并非刑事偵查權而是公安行政權，因此，本案應以行政賠償案定性，適用有關行政賠償的法律、法規處理。首先，從余、胡二人的辦案程序上看，余、胡二人接到報案后，沒有作任何立案（也沒有作刑事案件立案）處理，當即趕到案發現場，經現場查看和分析了解后，便對懷疑對象朱某等進行審問。這一系列行為均不能認為是余、胡二人在行使偵查權。因為偵查是偵查機關對刑事案件進行的專門調查工作和有關的強制措施。既然該盜竊案數額未達到刑事立案標準，也未作刑事案件立案，那么余、胡二人的行為當然不是對刑事案件進行專門調查工作的偵查行為。按照我國刑事訴訟法第83條和第89條的規定，偵查機關的偵查活動應在刑事案件立案后進行，即偵查權的行使應針對已經立案了的刑事案件進行。所以，公安機關對尚未作刑事案件立案的案件進行的調查活動，不是偵查，僅僅是一種公安行政管理行為。朱某等被懷疑對象的年齡均不滿十三周歲，屬無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按照法律規定，對于無刑事責任能力的人，余、胡二人不能對其行使訊問的刑事偵查權，只能作為治安行政案件對其進行調查、詢問，行使治安行政管理權。因此，余、胡二人對朱某的審查、詢問，不是在行使刑事偵查權，而是在行使治安行政管理權。余、胡二人作為公安干警，在行使公安行政職權時，以毆打等暴力手段造成朱某傷殘，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第3條的規定，本案屬行政賠償，而非刑事賠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