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票據實踐中，空白支票尤其是收款人空白的支票，通過單純的交付方式轉讓已經成為一種交易習慣，由此產生的糾紛亦不為鮮見。因此對空白票據單純交付轉讓的效力及交付轉讓過程中各當事人的地位及權利義務進行法理上的探析實為必要。由于收款人空白的票據在此方面的問題尤為突出，本節即以此為研究重點。

對票據的單純轉讓，我國理論界存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即否定說，認為票據只能以背書的方式轉讓，因為這是我國票據法明確規定的，并且只有通過背書的方式轉讓，票據流轉的安全性問題才能得以保障。另外一種觀點即肯定說，認為除背書之外，票據可以通過其它方式轉讓，包括不作背書的單純交付轉讓，因為票據法第31條的規定明確了匯票可以其它方式取得，該條款在其他類型的票據沒有排除適用的情況下，同樣參照適用。由此在空白票據的轉讓方式上也存在上述兩種不同觀點。

對于票據的單純交付轉讓，筆者持肯定觀點，主要理由有四：

(1)法理依據，票據是完全有價證券的屬性，決定其具有單純交付轉讓的現實和可能，票據權利隨票據的轉移而轉移。收款人空白的票據從另一角度而言屬于無記名證券，交付轉讓本身是無記名證券轉讓的一種方式。

(2)立法依據，我國票據法第31條的規定，表明我國票據立法并沒有排除背書之外的其他票據轉讓方式，只要能夠舉證證明其票據權利即可。國外及我國臺灣票據立法對于票據以及空白票據的單純交付轉讓亦予以了明確認可。

(3)現實依據，實踐中出于交易便捷性和追求效益的需要，票據的交付轉讓情況大量存在。

(4)效益依據，承認單純交付轉讓，因背書人的減少，及未在票據上簽章的票據出讓人退出票據關系，票據關系當事人減少，票據權利人追索權行使的范圍縮小，追索金額和費用得以降低，于票據債務人而言其損失亦相應減少，于受讓人而言，其更樂于接受票據。承認票據的單純交付轉讓可以更好地促進票據流通和效益功能的發揮。

(二)空白票據單純交付中各當事人的地位及權利義務的認定

肯定票據單純交付轉讓的效力，繼之而來的重要問題在于對收款人空白的支票關系當事人及其權利義務的認定。由于收款人空白的支票通過單純交付的方式進行轉讓，最后支票上記載的當事人往往只有出票人和經最終持票人補記的收款人，如前文中述及的案例，對于該兩者之間地位和各自權利義務的認定，以及未在票據上簽名的空白支票流轉中的出讓人的地位和權利義務的認定，不僅是理論問題而且是重大司法實務問題，對此問題我國立法沒有明確，理論界亦存有較多爭議。對此問題，筆者試從票據的本質屬性從以下幾個角度分述之：

首先，從票據的文義性及票據權利外觀理論角度來看，決定票據權利的行使和義務的確定必須以票據所記載的文義為準，也決定了行使票據權利的人和承擔票據義務的人(票據關系當事人)必須是票據文義記載的當事人，即必須是在票據上簽章的當事人。因此以單純交付方式轉讓票據的人因未在票據上簽章，而退出票據關系，不再是票據關系的當事人，不再承擔票據上或票據法上的責任，受讓人不得對其行使票據追索權。但是由于轉讓人與受讓人(直接前后手)之間存在基礎關系(民事關系)，轉讓人仍對受讓人承擔民事上的瑕疵擔保責任，受讓人受讓的票據存在權利瑕疵而無法實現時，受讓人仍有權基于兩者之間的民事關系要求轉讓人承擔民事責任。

其次，從票據的無因性角度考慮，票據無因性即票據關系和票據原因關系(民事關系)的分離，這決定票據關系當事人和票據原因關系當事人的多重性及不一致性，票據關系主體存在多元性和相對性，票據關系當事人未必就是構成出票原因的票據原因關系當事人。因此對于收款人空白的票據而言，通過單純交付轉讓方式多次流轉的票據，其最后補記的收款人和出票人雖然是票據關系當事人且是票據文義上僅有記載的兩方當事人，但不能就此認定其兩者就是票據原因關系當事人，只要持票人能夠舉證證明票據系從他人之處通過合法方式且善意取得。根據票據抗辯切斷原則，出票人對持票人只能行使對物的抗辯，而不能行使對人的抗辯，即不得以基礎關系對抗持票人。但是出票人可以對持票人行使惡意抗辯，即有足夠證據證明持票人取得票據的惡意或重大過失，可以不承擔票據義務。

再次，就票據的要式性角度而言，票據的要式性決定當事人只有遵照票據法規定的方式和格式行使或記載票據權利，才產生票據法上的效力。票據的要式性主要體現在票據法對以下記載事項及其各自效力的規定：

絕對應記載事項是立法規定票據有效成立所必須記載的事項，缺少任何一項必要記載事項的票據，均為無效票據，立法允許可以空白授權他人補充記載的除外。

相對應記載事項則為票據法規定的可以記載、亦可以不記載的事項，但一旦記載就產生票據上的效力，例如票據法第23條規定的付款日期、付款地等，一旦記載就對持票人票據權利的行使產生約束。

任意記載事項，是除上述兩項之外的事項，對該事項的記載不發生票據上的權利，但在直接當事人之間產生民法上的效力。例如“支付電費”等對于支票用途的記載，作為任意記載事項，該記載僅在直接當事人之間產生民法上的效力，而對于除此之外的票據關系當事人不產生任何票據上的效力，不影響其票據權利的行使，即不得以持票人對票據的使用違背該用途為抗辯，這本身符合票據立法的精神，因為如果票據立法將票據用途規定為必要記載事項，產生票據上的效力，其后對票據的使用必須按照記載的用途，必將影響票據的流通，因此票據立法未將其規定為必要記載事項。

以上只是對空白票據當事人之間法律關系的初步探討，由于商事交易內容的復雜性和形式的多樣性，空白票據當事人之間的法律關系以及權利義務的認定仍應根據票據法的基本法理和利益衡量標準根據個案的具體情況進行分析。

綜上，空白票據之產生是解決出票當時因某些應記載事項暫時不能確定，又欲使交易便捷、增多交易機會，而采取授權持票人進行補充記載的變通做法，其不僅克服了法律規定的嚴格形式主義所帶來的僵化弊端，而且擴大了信用，便利了交易。因此在立法上肯認空白票據，不僅是對票據實踐發展的回應，也是票據法學理論自身不斷完善的過程。